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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军的战斗中多次表现突出。从1924年起领导高加索独立集团军航空兵。我当时在该集团军指挥骑兵团，那时就听到很多夸奖飞行员阿斯塔霍夫的话。不久，他出任红军空军司令员助理，随后又任基辅军区空军司令员。1941年春，普图欣接替他担任此职。现在，在战争第五日，阿斯塔霍夫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时正是困难时期，敌航空兵把我们压制得够受。在这种情况中，新司令员要执行领导空军的困难任务。阿斯塔霍夫善于迅速熟悉情况。他很了解方面军航空兵部队及其人员；飞行员都尊敬和爱戴他。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他显著改变了航空侦察。通过它获取的情报察明了很多情况。
6月26日傍晚，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了战役情
况。我根据航空侦察获取的新情报，作出结论，几天来使我们坐立不安的关于敌庞大坦克纵队由布列斯特方面向科韦利运动的报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5集团军右翼没有危险。因此，克莱斯特将军的两个坦克重兵集团分别向卢茨克－罗夫诺方向和拉泽胡夫－布罗德方向进犯的威胁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这两个集团得到德军第4航空队主力的支援。敌军坦克兵团进攻时，与野战第6集团军各步兵师进行密切协同。
我军承受着巨大的作战强度，目前仍将敌人阻于科韦利、卢茨克、杜布诺和布罗德接近地，使它遭到了惨重损失。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足以久持。我们让机械化兵团从行进间投入战斗，经常未对反突击进行应有的组织。这些大胆但多半是分散的冲击，使我们有可能在某些地段阻止甚至打退敌人，但同时敌人又在其他方向继续推进。
现在，我第二梯队步兵军正由纵深向交战地域开去。因此，现在已有可能定下与变化了的情况最相适应的战役决心，其目的是粉碎继续在我第5集团军行动地带进攻的法西斯军队主要集团。
方面军参谋长接过了话头。他的意思是要以几个步兵军的兵力坚守地形条件有利的防御地区。否则，敌坦克集团可能突进到我第6、26集团军后方。应该将由纵深开来的步兵第31、36、37军配置在斯托霍德河、斯特里河、杜布诺、克列梅涅茨、佐洛切夫等居民地一线，它们的任务是以顽强防御阻住敌人。各机械化军则撤至这一防御地区之后。在此使军队做好总反攻的准备。
参谋长的建议并不是出乎方面军司令员意料的。基尔波诺斯自己也逐渐倾向于这一结论，即不暂时转入防御不行了：必须集中各机械化兵团，把分散在广阔空间的军队建成几个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各步兵军开到后，这样做的可能性已经完全具备了。
方面军司令员口述了最后决心：各步兵军暂时沿斯托霍德河、斯特里河和克列梅涅茨、佐洛切夫两居民地一线占领防御。各机械化军撤至这一地区后面。准备在三至四天内实施强大反突击，以消灭卢茨克方向和杜布诺方向入侵之敌。
已经没有时间拟制统一的战斗命令了。基尔波诺斯向各部派出了负责的代表。
同日下达了关于整顿弃置已久的基辅、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等旧筑垒地域的设备和为它们组建独立机枪营的命令。
我确信给军队的号令已发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新决心也已向莫斯科报告之后，便躺到行军床上，立刻就睡着了，就象失去了知觉一样。但不知什么人使劲摇晃我的肩膀，把我弄醒了。
“上校同志！上校同志！”我听出是作战值班员的声音。
“莫斯科来电报了！”
我跑到电报室。博多电报机女守机员看到我后，向莫斯科拍出电文：“巴格拉米扬上校在收报。”我拿起电报纸条读道：“马兰金将军在发报。您好。立即向司令员报告，大本营禁止退却，要求继续反突击。一天也不让侵略者安宁。完了。”
我急忙去见基尔波诺斯。他听完我报告后，低声骂了一句，吩咐给他要通总参谋部。我给通信值班员打了电话。司令员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要我向参谋长报告发生的情况，并同他一起拟好发给军队的停止退却号令，便到电报室去了。当我和普尔卡耶夫正在匆匆起草新的命令时，基尔波诺斯谈完话回来了。他未能坚持住所定下的决心，一声不响地在命令上签了字。
战争第六日早晨降临了。太阳放出耀眼的光芒。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我们刚收到关于机械化第8、15军返回原地区和准备发起冲击的报告，一个消息又传到了司令部：法西斯坦克已突至杜布诺，正向奥斯特罗格急进。司令部里出现了不安的气氛。方面军司令员要求得到有关此事的详细情报。邦达列夫上校焦急地报告：今天拂晓，德军坦克第11师实施猛冲，已由杜布诺地域突出来了。它把行军中的步兵第36军右翼师所属部队压到南面后，现在几乎畅通无阻地向奥斯特罗格推进。
“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并消灭它。”基尔波诺斯平静地说。
“否则敌人不仅会切断我方面军右翼，而且会直抵基辅。”司令员转身向普尔卡耶夫：“我们能在敌突进坦克途中摆上哪些兵力？”
“在舍佩托夫卡地域还有卢金将军的第16集团军一些部队。可是按照大本营号令，这些部队要调至西方面军斯摩棱斯克附近，现正在仓促装车待运。”
“我们要求卢金派出屏护队。因为假如德国人突到舍佩托夫卡的话，他反正要停止装载，进入战斗。让他最好别等法西斯分子光顾。我们同他有通信联络吗？”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回答：同卢金没有直接通信联络，但可以通过舍佩托夫卡站铁路军事代表或经基辅同他取得联络。司令员给通信兵作了指示，为了不出差错，还命令派一个参谋去见卢金，向他说明情况。H·C·赫鲁晓夫答应由他同大本营联系，争取批准将第16集团军未开走的部队暂留舍佩托夫卡。
基尔波诺斯又俯身看着地图。
“您给我们的机械化军规定新任务吧。”他对普尔卡耶夫说。“我们让机械化第8军转向东北，直接向杜布诺进攻，而以机械化第15军全部兵力向别列斯捷奇科突击。如果里亚贝舍夫在杜布诺地域与罗科索夫斯基军和费克连科军会合，那么敌人突进部队就落入陷阱了。”
旅政委级A·A·米哈伊洛夫和旅级H·C·佩图霍夫
带着新命令分别去机械化第8、15军了。不久，H·H·瓦舒金也去了那里。
于是，折磨人的等待又开始了。第5集团军司令部渺无踪影，连一份报告也没有。各机械化军司令部也默不作声。他们那里出了什么事呢？开始进攻了吗？进攻发展如何？这些问题我一个也无法回答方面军参谋长。我向军队派出了作战部最精明的参谋。但他们还没有回来……现在只有阿斯塔霍夫将军为我们搞到某些情报，因为他的飞行员可以看到哪里正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们在高处难以弄清情况，因为没有轮廓分明的战线，某些地方敌我部队相互交错，成了真正的“千层馅饼。”
不言而喻，在那种条件下指挥分散在广阔空间的军队是多么困难。但是在方面军司令部里找不到惊慌失措的影子。很特别的是敌人也指出了这一点。6月27日，希特勒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总结战争第五日情况时，在日记里写道：
“在‘南方’集团军群当面行动的敌人方面，可以看到果断和坚决的指挥。敌人一直从南面调拢新锐兵力来抗击我坦克楔形突击。”
前德军坦克第3集群司令霍特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的处境最为困难。在北翼各兵团当面防守的敌军虽被逐离边界，但他们在遭突然突击后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并用预备队和配置在纵深的坦克部队实施反冲击，阻住了德军的推进。配属第6集团军的坦克第1集群，未能在6月28日以前完成战役突破。敌人的强大反突击，是德军各部队进攻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法西斯将军们也被迫承认，由于西南方面军实施了积极的战斗行动，希特勒以“南方”集团军群主力向基辅迅猛突进的计划从战争一开始，即战争头几天，就破产了。敌人的损失是如此惨重，以致德军统帅部为能继续向基辅方向进攻，不得不要求从战略预备队调遣大量兵团，并派几百辆带乘员的坦克去补充克莱斯特将军所辖各坦克师。
方面军司令部及其作战部、情报部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察明情况。基尔波诺斯不时来到通信枢纽。普尔卡耶夫也不离开这里。只有H·C·赫鲁晓夫未离开过自己的办公室。从基辅和共和国各州中心派来的人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解决进一步动员全民抗敌的问题。
直到6月27日下午，第5集团军南翼的境况才趋于明
朗。我们派出的人从机械化第8、15军回来了。他们谈起我们总是变来变去的号令给军队造成了多大的麻烦。昨天夜间，一些师收到退却命令后已经撤离原地，并开始在屏护队掩护下向东移动。接着，又命令他们调头，继续向原先指定的方向冲击。里亚贝舍夫和叶尔莫拉耶夫刚刚挡住了退却部队，又收到新号令，要他们改变冲击方向。两位军长立即开始将各师转向新方向，但这并不是轻易能做到的。里亚贝舍夫将军正全神贯注遂行这一任务，瓦舒金又突然到他指挥所去了。热烈而充满激情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气地斥责军长行动迟缓，坚持要他仓促组建快速集群。该集群包括A·B·瓦西里耶夫上校的坦克第34师和军属摩托车团。指挥该群的旅政委级H·C·波佩尔立即率其沿布罗德－杜布诺公路开进。事情开始使人感到有些希望：E·A·沃尔科夫中校的坦克团在格拉诺夫卡村旁的激烈而短促的战斗中，解决了德军的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连，并向法西斯分子在杜布诺接近地的最后一个支撑点韦尔巴镇急进。
军政委级瓦舒金确信里亚贝舍夫的机械化军已投入进攻后，又坐上了汽车。路上碰到了不小的困难，还冒着撞上潜入我后方的德军支队的危险，他终于到了机械化第15军。但在这里，甚至他的刚毅也不起作用了。该军被敌人连续不断的冲击死死缠住，无法进攻。瓦舒金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捷尔诺波尔。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高兴。方面军右翼的情况仍然不清楚。我们不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和费克连科的两个机械化军的进攻结果。同里亚贝舍夫的通信联络中断了，不清楚他是否已攻占杜布诺。第16集团军司令员也未通报他究竟能不能建立可靠的屏护队来对付突向奥斯特罗格的敌军集团。
通信联络的不顺畅，迫使方面军首长向各处派去了负责的代表A·A·米哈伊洛夫、M·A·帕尔谢戈夫、C·E·波德拉斯、A·O·伊利莫－米特克维奇。方面军司令部的许多参谋人员，当然首先是由作战部和情报部派出的参谋人员，川流不息地四出联络。我们部通常最多只能有五、六个人留在部里。他们承担了收集通报和保障军队指挥的全部繁重工作。我们部已转为战时编制，部是扩大了，但人员是就近调来的。所以，在初期，当新手在学习业务时，有经验的同志就要承担双重任务。幸而帕纽霍夫将军帮了我的大忙，他从自己的军训部调来了几个虽然没有作战工作经验，却很熟悉军队情况的参谋人员。其中最优秀的有已经上了年纪的少校普里贝利斯基、萨夫丘克及大尉马约罗夫、马修克。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老战友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赫瓦塔耶夫①于6月28日清晨出现在我的面前，你们会知道我有多高兴。
①扎赫瓦塔耶夫（1898—1963），苏军上将（1945），卫国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战后曾任副总参谋长。——译者注。
“上校同志！”他首先严格按军人礼节行事。
“我奉命来担任您的副部长。”接着他马上笑容满面地说：
“您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又在一起了！”
由于突然，我一时找不着话，只能紧紧拥抱着他。是呀，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得到如此出色的助手，真是幸运。
我们的生活道路非常相似。从年纪上说我们差不多是同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是俄国军队的军官，又几乎同时参加红军。我在1934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则比我晚一年。我1938年结束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学业，并留院任教。一年后扎赫瓦塔耶夫也和我一样了。1940年我来到基辅特别军区，不到一年，他也来了。
扎赫瓦塔耶夫是个非常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