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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将要用来掩护渡口，因为第6集团军退却后，第聂伯河接近地就完全暴露了。”
第二天，阿斯塔霍夫将军派出很大一部分轰炸机和强击机去对付突进的敌军集团。它们突破了歼击机狙击网，对坦克纵队实施了突击。不过，它们自然不能阻住几乎在全正面进攻的敌人。
7月17日，G·H·马特金将军的支队实施大胆冲击，突入法斯托夫。我军部队在激烈战斗中击溃了法西斯分子，攻占了城市。争夺白采尔科维的战斗打得更加激烈。敌人勉强打退了步兵第6军的冲击。法西斯分子调拢预备队后再度发起进攻。于是科斯坚科将军所要考虑的便不再是夺回白采尔科维，而是如保守住该市以东阵地的问题了。该军各师和混成边防总队各分队仍象以前一样，极为顽强地打退了敌军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的冲击。在法斯托夫和白采尔科维之间死守的边防军人又一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有很多人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或牺牲在法西斯坦克的履带下，但幸存者仍继续厮杀。
当地居民一直铭记7月份在法斯托夫西南展开的战斗。他们在伊丽莎白特卡村建立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大理石上永远留下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博瑟少校指挥的第94边防总队烈士们的名字。当地居民在战场上抬回了很多受了重伤的红军战士，并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护理。边防军人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被找到时，已流血过多，并且两条腿都断了。这位士兵神奇地活下来了，还在他打过仗的地方落了户。他虽然失去了双腿，却继续从事劳动，现在帕沃洛奇村当皮匠，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很少人知道这个快活的人就是1941年7月在这里与敌人死战和人们在伊丽莎白特卡村树碑纪念的英雄之一。
……机械化第16军所属各师由别尔季切夫且战且退，向西南越退越远了。它们由于受到被合围威胁，早在7月15日就被迫放弃了卡扎京。
在第12集团军地带，敌人突进中的三个步兵师和一百辆坦克占领了日海林卡，并向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文尼察急进。
到7月18日前，第6集团军各左翼师与第26集团军步
兵第6军之间的缺口几乎达到一百公里。敌军源源不断地涌进这个新缺口。假如再迟延二至三天，我第6、12集团军就要陷入合围了。
基尔波诺斯将军久久看着地图。从外表看。他和平时一样不动声色，但他的平静和有点吵哑的声音里却隐含着不安。
“必须火速报告总司令：不能再推延各集团军的后撤。”
我已经知道C·M·布琼尼也很为我们左翼军队的态势担心。A·A·施特龙贝格将军还在夜里就从布琼尼的司令部告诉我，总司令打了电报给大本营，说第6、12集团军完全没有预备队，而各师又疲惫得难以扼守所占地区；没有什么兵力可用来阻挡敌人迂回两集团军翼侧；如果不开始退却，我军就将被合围。
16时40分，沙罗欣将军从总参谋部向我们传达了大本营的训令：第6、12集团军以三个夜间行程撤出，7月21日凌晨占领白采尔科维、捷季耶夫、中国城一线。军队应在三个夜间走六十至九十公里。
在左翼两集团军与方面军司令部之间隔着一个由敌人占领的宽阔地带。同它们没有有线电通信。而通过无线电传送那样重要的命令，我们也拿不定主意。因此，帕纽霍夫和波德拉斯两位将军便分头飞往两个集团军司令部了。
大本营在要求撤出左翼两集团军的同时，还要求我们由北面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进至日托米尔、卡扎京、捷季耶夫一线，以此封闭缺口，与退却军队重新建立共同的正面。假如能完成这一任务，那么，我们当然既为基辅，也为我左翼两集团军消除了危险。但要做到这一点，兵力就得比我们现有的多得多。而别的出路也没有。从7月19日晨起，进攻开始了。第5集团军以一部兵力沿科罗斯坚－日托米尔公路实施突击，向切尔尼亚霍夫移动。步兵第27军在拉多梅什利以南再度发起冲击。第26集团军以步兵第64军一个师和G·H·马特金将军支队由法斯托夫地域向西北实施突击，与步兵第27军对进，另以骑兵第5军的两个师向塔拉夏突击。步兵第6军此日谈不上进攻。它的几个师要抗击敌坦克和摩托化兵团的猛烈冲击。
虽然参加反突击的兵力少了一点，但在随后几日，基辅附近全线的战斗都打得十分激烈。我军在一些地段顽强冲击，在另一地段则以反冲击回答敌人的猛攻。在第5集团军左翼和步兵第27军行动地带，战线总是移动不定。德军第6集团军的三个军被牵制在这里。不久，法西斯头目不得不由别尔季切夫地域调来了第四个军，即第55军。
第26集团军地带的战斗也发展顺利。不错，由于集团军司令部违反保密措施，敌人早在一天前就得知了正在准备中的反突击，从而使我军的行动更加困难。“南方”集团军群头目对苏军第26集团军即将进攻的情报极为不安，以致连希特勒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一情况。哈尔德将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由于预期第26集团军即将进攻，‘南方’集团军群长官的行动受到了牵制。”
敌人急忙把此前集中于基辅附近的摩托化和坦克师转调到这一方向。但我第26集团军的坚决突击仍然迫使敌人后退了。由经验丰富的G·B·卡姆科夫少将率领的骑兵第5军两个师取得的战果最大。它们在塔拉夏地域合围和粉碎了敌军庞大兵力。
科斯坚科将军所属军队的反突击，尽管战果不很大（其部分原因是我们不能建立强大的集团，各兵团分散在一百公里宽的地段），但还是带来了很大的成效。继续特别关注基辅地域战事的哈尔德懊恼地指出：“坦克第1集群主力仍然被第26集团军的冲击所牵制……”
方面军无法彻底完成任务，即前出到指定地区，封闭缺口和联结各集团军翼侧。克莱斯特将军未曾被我军反突击所牵制的部分坦克的摩托化师，继续向第6集团军退路开进。该集团军各师不再向东面白采尔科维移动，而被迫转向东南，离方面军其余兵力越来越远了。这样，第6集团军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友邻——第12集团军也挤向东南，从而使方面军的这两个集团不是靠近，而是离开得更远了。为了消除正面和后方的威胁，要求富有机智顽强精神。例如，当第6集团军步兵第49军在机械化第16军部队的正面掩护下，于7月22日进抵奥拉托夫（捷季耶夫西南）时，这个小镇已经被敌夺占。A·A·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步兵第49军对法西斯集团实施了坚决冲击，缴获了一百辆汽车、三百辆摩托车，俘敌八十人。而这时友邻步兵第37军由B·A·普罗霍罗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80师，经过战斗也突入了奥西奇卡镇，消灭了那里了一个高级司令部。在此条件下，第6集团军继续退却。第12集团军的处境也不轻松，它的左翼一直处于被迂回的威胁之下。
两个集团军都未能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巩固下来，而继续缓缓退却，不断进行激烈战斗，还要护送前面满载疏散物资和伤员的大量汽车的火车。在这最困难的情况下，迅速退却是使军队免遭合围的唯一生路，可是集团军却象被力所不胜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旅行者一样受到拖累。而且也没有什么办法。必须拉着这些负担。如果说装物资的车还可以遗弃的话，那么扔下的伤员乘坐的军列却不是苏军的习惯。目前军队尚可竭尽全力避开合围。但是能长久这样做吗？
为了帮助左翼两个集团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第26集团军司令员G·F·科斯坚科将军将基本力量用于南面总方向，即用于同退却军队会合。因此，防守基辅的重任便越来越要求由方面军右翼——第5集团军和步兵第27军承担了。它们应以积极行动将德军第6集团军尽可能多的兵力引向自己，不让其在城市接近地集中。
7月21日，我受方面军司令员委托去波塔波夫将军处。我在当时位于科罗斯坚以北约二十公里的指挥所找到了他。
又高又匀称的M·A·波塔波夫瘦很多了，显得疲惫不堪，但和平时一样毫不灰心丧气。他为有机会得到所谓第一手全线情况通报感到高兴。他详细问了我基辅附近的情况、军队和市内的情绪。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方面军左翼我军的态势。我毫不夸大地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提醒他，方面军首长对他的兵团实施的反突击寄予很大希望。
将军走近地图说：
“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多牵制敌人兵力，消耗他们，不让其接近基辅。”
集团军司令员如此断言是有根据的。他的军队使敌人吃了很多苦头。前希特勒军队将军A·菲利皮在他的笔记中指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在大量炮兵支援下于7月10日实施进攻，迫使第6集团军能调到前线的所有部队和兵团转入了防御”。过了一星期，菲利皮写道，德军第6集团军长官已不得不表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主力对我军的威胁，仍然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向基辅发动进攻前必须先消除上述威胁。”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兵力”。集团军司令员继续说。
“但是你们有三个机械化军。”我试图反驳。“要知道方面军中没有一个集团军有那么多！”
“一点不错！”集团军司令员附和道。“当友邻听到三个机械化军时，准会羡慕地说：‘波塔波夫可以拼一拼。’可是这三个军现在是什么状况，您知道得不比我差。”
波塔波夫说出一些数字：机械化第9军（7月19日以前由C·C·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现在由A·B·马斯洛夫将军指挥）总共只有三十辆轻型坦克，B·C·塔姆鲁奇的机械化第22军有四十辆。H·B·费克连科的机械化第19军稍多一些，约有七十辆，而且其中三十辆是中型和重型坦克（其他军这样的坦克一辆也没有）。
“假如把它们现有的全部坦克收集起来，那么连一个正规的坦克师都编不起来。这怎么算三个机械化军！”波塔波夫懊恼地诉着苦。“再说，坦克在这些天战斗中已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其技术状况来说，已经需要中修或大修了，因此您可以相信，我们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但是其他集团军更有理由抱怨……”
“是的，是的。”波塔波夫急忙表示同意。“您当然是对的：
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林的集团军相比，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啰。”
集团军司令员抱怨弹药情况，特别是穿甲弹情况很糟：送来的一切立刻就会消耗掉，无法建立任何储备。
“怎么能储备呢？从战争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退出过战斗，现在不停顿地进行反冲击又一个多星期了。”
集团军司令员沉默片刻后，又充满信心、有点自豪地说：
“没什么。我们要迫使法西斯分子怕我们。敌人士兵的信常常落到我们手中。他们的语气越来越忧郁。常可看见这样的词句：‘这不是法国’。现在法西斯分子进行冲击也提心吊胆。他们在闯进来之前先要对整个地域轰炸和炮击一番。所有人都力图用白酒来提提神。7月16日，他们成散兵线闯进我步兵第31军阵地。直起身子走，扯着脖子喊。我们消灭了他们，抓住了十五个人。这些人全都喝得烂醉。”
波塔波夫从放在桌子上的一叠文件中拿出了一封附有译文的信：
“您看看吧。”
这封没有发出的信是德军士兵孔拉德·杜姆勒写的：
“我当兵四年，参加战争两年了。可是我开始感到，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开始。在此以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些训练性大演习。俄国人是什么也不怕的大胆儿。他们打起仗来就象凶神附体。”
扣留这封信的德军书信检查员在信上批示：“奇怪。杜姆勒参加过很多战局，被认为是优秀人物。”
“没什么，”集团军司令员笑着说，“等我们更狠地揍他们后，法西斯就不会那样写了。”
话题涉及通信联络了。我告诉波塔波夫，方面军司令员对第5集团军不能定期发送通报感到十分忧虑。
集团军司令员苦恼地叹了口气：
“我们自己也为没有通信联络发愁。在敌人深入的条件下，军队指挥是最大的问题。不能拉线，无线电台又少。而且我们也还没学会怎样使用无线电。由于译成密码的熟练程度低，我们的指挥员常采用明码发报，于是重要情报便被敌人截收了。不过，您可以报告方面军司令员，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既同所属军队，又同方面军司令部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
我同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将军也进行了长谈，从他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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