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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感动。却仍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再说一遍我没事了，顺便告诉他我的住址。
他于是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的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的熟练。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我于是更加感动了。
小莲站在我家阳台上观赏二环路时也曾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那时我只有鄙夷，从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奏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多了一分嫉妒。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脸上的关切令我联想到外婆。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外婆给我讲迷信故事的时候，我应该小得根本记不住外婆的模样。
但如果是这样，我又是如何记住那些故事的？我的记忆越发的不可靠了。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无言以对，内心的感激之词突然间讲不出口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睡去了。
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
第六章
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中，南，北三个校圆，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中心校园主要是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北校园是工程院和艺术类学院，另外还有一片独立的医学院夹在中心校园和北校园之间。南校园具体有哪些学院我不清楚，似乎除了体育学院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了。
校车是一种蓝色的巨大的公车，在北京就要算是比较高级的长途旅游车了。校车往来于各个校园之间，免费运送学生和工作人员到各个教学楼和停车场。 许多工程院的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要同时修专业课和基础课，专业课自然是在北校园，而像《高等数学》这样的基础课就要到中心校园去修了。
我的新住处距离最近的校车站还有半小时的步程。那些愿意提供地下室给人住的单身老人们，大都住在房价比较便宜的地区，而靠近学校的住宅区房价是要贵很多的。
半个小时的路程着实让我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人行道上的积雪却几乎过膝。积雪本不该这样深。但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就很少看见行人，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高级控制学期中考试。我走进教室时，考试已经开始。不到二十个人，稀稀拉拉散坐在教室各处。两米高的男生把两根“树干”架在隔壁的座位上，铅笔叼在嘴里，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表情严肃的教授看见迟到的我，目光中更多了几分严肃。我不敢怠慢，从他手中接过试卷，走到最近的座位坐下。
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
这气味使我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大多数工程院的学生一样，到北校园的咖啡厅里吃午饭。这是一座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三家快餐店，一个便利店，不少的桌椅和一架任何人都可以弹的钢琴。偌大的北校园，除了此处竟没有其他餐馆，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和员工都在这里吃午饭。我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三明治，配上咖啡厅里不要钱的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就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当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我想也许我们以往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罢了。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松的黑白格毛衣，配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个年轻的“台胞”。
他看上去的确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着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不大准确。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而伟实际上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里遇到阿文。
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他又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他一脸惊讶和惋惜的表情，却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连忙对他笑了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
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不如你把电话留给我，说不定可以在我导师的实验室里替你找到工作。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我想他自己多半没有拿到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那里的酱油反而比中国店便宜，但味道有些怪异。
可想而知，这一锅鸡腿炖土豆的味道丝毫也不诱人。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尤其是不会讲广东话的黑工。我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当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高级控制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能把所有题目都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大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翻开教科书来便觉一目了然。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绝非我财力所及。但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使我这样的穷学生有机可乘。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送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来就不是爱惜书籍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再方便不过了。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去那间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留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的可笑样子，一想到我曾满身油烟地坐在他车里，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