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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一家人是都听到了，开始也以为是在窗根底下，待听出是傻祥娘的声音，又以为是傻祥娘找上门来了，可也不对，她说的是李文广、李文路，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定一定神，才明白是广播喇叭了，今儿这广播喇叭也不知是风顺了还是调的声儿大，真就跟在窗根底下一样。
再听下去，一家人就不由地有些糊涂，骂的是李文广、李文路，说的却是往胡同泼水的事，而傻祥老婆的瘸腿，还真是在胡同的冰上摔的！更奇怪的，是傻祥娘的骂法与以往房上的骂法也不同，有些咬文嚼字的，还有些大喘气，上句说完了下句半天才跟上来，就像有人在一边教了她说一样。要不是那嗓门的粗哑，还真识不出说话的是傻祥娘呢。比如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要时刻注意地富反坏的新动向。还比如：你们把贫下中农看成你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置于死地，你们岂能甘心！这种话，十个傻祥娘怕是也说不出来。听着听着，果然傻祥娘就说了一句，大声点大声点，听不清听不清。旁边就出现了一个男声，也不知说的什么，只听傻祥娘又说道，李文广、李文路，你们不要以为技术上有一手就为所欲为，无产阶级可以罢走资派的官，贫下中农也可以罢你们的技术，技术，技术算鸡巴个屁呀！
最后一句，才显出傻祥娘的本色来了，但很快就换了个男声，连她的广播也一同罢了。男声开始念起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大意是，被管制的阶级敌人已经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但还要警惕隐藏的阶级敌人，万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云云。一家人听着，半天也没人说话，这傻祥娘唱的是哪一出啊，莫不是胡同的水流到李文广家的水道去了，她把事情当成是李文广干的了？还是她看李文广家好欺，有意嫁祸于他？那个男声，听口音不像是村里人，不是村里人就一定是工作队的人了，工作队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些年一直就没断过。而傻祥娘，能这么样让她听话的，也只有工作队了吧。
文章念完，又换了个男声，这男声一听就知是谁了，村支书米囤固的儿子米小刚。这一二年，米小刚的声音总在喇叭里出现， 他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支部里的宣传委员，喇叭就成了他自个儿的一样，除了阶级斗争的声音，其它声音都被他禁止了，像谁谁家丢了一头猪，哪个生产队丢了一头牛，甚至谁谁家丢了个小孩子，他都一律地不准进喇叭，说喇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猪、牛都进来了，不成了猪、牛专政了。他长得相貌堂堂，嗓音却有些尖声尖气，就像个没发育成熟的大孩子。他一上喇叭，村里人就会说，米喇叭，米喇叭又要专政了。有些城府的还会作分析说，米小刚不过是只跳蚤，顶多叮人家几口，他老子才是一只老奸巨滑的猫，看似是眯了眼睛不声不响，一旦睁开眼睛，要吃的就是一只大猎物了。
米小刚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自是坚决站在贫下中农傻祥娘一边，坚决批判富农分子李文广、李文路（他的逻辑，是凡解放前出生的地富子女，都可以叫作地富分子）。他说往胡同里泼水不过是他们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的一个信号，不提高警惕，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干更坏的事情。他们其实已经蓄谋已久了，为什么他们要削尖了脑袋往技术里钻，是因为他们爱劳动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时时想翻案的野心啊！事实上，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决不会放过，生产队关键的技术岗位不是都被他们把持了吗？他们不是已经开始利用职权排拆贫下中农子女、重用臭老九子女了吗？他们不是见了贫下中农不理不睬，愈来愈摆起剥削阶级的臭架子，妄想有朝一日重新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吗？米小刚还说，可怕的，不是已经揪出来的阶级敌人，而是还没暴露的阶级敌人，更可怕的，是有些人还有意地跟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与贫下中农作对，据说，胡同里的水就是有人和李文广兄弟一起干的，贫下中农摔瘸了腿他们还幸灾乐祸，在家里又炖肉吃又听京戏，是可忍孰不可忍……
听到最后，一家人才有些回过味儿来了，原来，这是把他们往阶级敌人那边推啊！
这真是大大超过了一家人的预期了，连最敏感最担忧的母亲也没想到呢！
李三定，秋菊、秋月，父亲，都不由地聚到母亲的大屋里来了，平时他们一个个的都主意大得很，这时候却都有些傻，不明白事情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这样了？
由头自然是在李三定那里，但这时候，大家连责骂李三定的心思都没有了，秋菊、秋月手里的活儿没顾得放下就跑来了，秋菊拿了只鞋底子，底子上的针也不知掉在哪儿了，脑袋转来转去地找着，愈发添了不安的气氛；秋月则拿了把剪刀，一脸愤愤的模样，仿佛要找人算账似的；父亲呢，不知为什么啪地把收音机打开了，就像要从收音机里找答案一样。但秋月接着又啪地关掉收音机，父亲也没什么反应。显然，父亲的心也乱了，一样地不知如何是好了。而母亲的情况就更不好了，上房骂就够她受的了，何况现在是上了喇叭呢！上了喇叭，就等于跟政治连在一起了，跟政治连在一起，就不是一个傻祥娘的问题了。一个傻祥娘还惹不起，再加上工作队，再加上村支部……母亲心里一急，气短得几乎上不来气，索性就一声接一声地呻吟上了。
李三定手里拿了一把竹棍，这一局，地上的竹棍眼看就要挑完了，却被喇叭给搅了。他眨巴了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的，自知这回是难逃罪责了，便说道，我，我找米小刚去。
李三定是不由地要用一用挑竹棍的办法了，他想，要是先把米小刚挑开，再一个一个地挑开其他人，事情不就了了。但他还没走到屋门口就被父亲拽回来了，父亲说，找米小刚顶个屁用，以为他会帮你？他整你还正愁没机会呢！
父亲这一说，秋菊、秋月立刻就想起米小刚和金大良打架的事了，秋月恨恨地看了三定说，都是你，一宗接一宗的，不把这个家毁了你是不甘心！
秋菊也说，就是，一天一天地数数，打回来你哪天消停过啊！
躺在炕上的母亲也忍不住说，哗一声哗一声的，听着就知道不好，哪有那么用水的，造孽啊！
大家的话显然影响了父亲，李三定眼下又被父亲拽了胳膊，就像一只逃不脱的小鸡一样，父亲伸出另一只手，十分方便地就打在李三定的脸上了。父亲嘴里还骂着，你个不成才的东西，什么事都毁在你手上了，什么事都不要想了！
李三定捂了半边脸，手都要被烤热了，眼睛都有些模糊不清了。他知道那“什么事”指的什么，就不由地说道，毁……毁就毁了，反正……反正老师我是死也不当的！他的脸是太疼了，要不是疼，这话他就不会说出来了，老师的事，他躲还躲不及呢。
这一说，秋菊、秋月就有些发怔，看看李三定，又疑惑地去看父亲，敢情这家里，还有她们不知道的事呢！
父亲不说这事，自是为了安抚姐妹俩，他那么地喜欢她们，却又不能为她们做点什么，他那么地讨厌儿子，却还要为他奔波。他自个儿也不能明白自个儿。求人可说是他一生最不想做的事了，但鬼使神差地，他竟找了米囤固又找金七友，他自个儿一直委屈着教一二年级都没找过谁呢。金七友倒还和气，米囤固那架子拿的，先是说正在听一个重要广播，听完广播又接了吃饭，吃完饭又上茅厕，好容易从茅厕出来了，儿子米小刚又追了他说什么事情。差不多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才轮到他说话，结果，他只说了半分钟不到，米囤固就打个哈欠说，等开支部会研究研究吧。从米囤固家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自个儿简直就是个被人随便打发的叫化子，那耻辱的感觉，从脚指尖到头发稍哪哪都是了。以后的几天，动不动就脸红，动不动上课就说错话，学生们叫一声李老师，答应起来都支支吾吾的了。他心里这气呀，一个米囤固，比他识的字还要少，怎么就会有这样的力量？
现在，李三定自个儿竟把这事说出来了，还说什么死也不当，还有秋菊、秋月疑惑的目光，还有病人的呻吟……忽然，父亲就抄起炉坑板上的一把火钎，冲李三定抡了过去。他是什么都顾不得了，仿佛一切烦恼，都要靠这一抡来解决了，死了才好，死了就不用去求谁了，死了才好，死了就没人再给这个家带来祸害了！
火钎有二尺来长，大拇指一般粗，比杀猪刀比匕首还要冷硬，真抡到身上，保不准就要废掉哪里了。可是，偏偏父亲脚下的炉炕板被踩翻了，卟通一声，父亲一整个人都掉到炉坑里去了，手里的火钎还举着，却早够不着李三定了。秋菊、秋月要扶他上来，他一眼看到秋月手里的剪刀，扔下火钎夺过剪刀，就朝李三定扔了出去。这时的李三定，对父亲的火钎没防备，对父亲的剪刀却是防备着了，只见他一闪身，剪刀恰就落在了他的手上。还没待一家人明白过来，他已扔下剪刀，像个鬼影子似的溜出去了。
秋菊和秋月到底把父亲扶了上来，但她们已不想和父亲说什么了，直到今天，父亲还在背着她们为他的儿子着想，她们的伤心就不提了，只说他这儿子吧，自个儿不争气不算，还把她们也牵连上了，听那喇叭里，什么重用臭老九子女，队里有几个能称臭老九的，不是指她们还能指谁？她们在粉房倒的确是受了李文广弟兄的重用，干的是最要紧的合面和漏粉，但重用她们可不是因为父亲是小学教师，而是因为别人干不来啊！再说当初“重用”她们的时候秋月还有些不乐意呢，她不喜欢李文路，李文路的眼睛不像他哥那样老实，别看平时眼皮搭拉着，一抬起来，两团火似的烧得人不自在。这些眼下当然就更甭提了，可是，就泼水这事，人家李文广、李文路招谁惹谁了，他们听了广播，没准儿还以为是做梦呢！
桌上的那只闹钟，时针已指向十点了，往常这个点，村子里早安静下来了，可现在，由于广播喇叭，狗在叫，猫在叫，猪在叫，小孩子也在叫，不知是被惊吓着了，还是以为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反正是乱了套了，一切都是那么莫名其妙！
回到房间的李三定，已经把门插起来了。地上的竹棍儿还没挑完，他要继续做完这局游戏。竹棍儿也就只剩了十几根了，剩得愈少，就愈难挑，好比一个组织，一般群众已经被降服了，剩下的都是些骨干力量了。他跪下来，蹶了屁股，脑袋几乎挨着了地。挑开了一根，又挑开了一根。他觉得，要去找米小刚的想法再不会有了，现在，广播喇叭就是闯到屋里来，他也不会去理它了。
冬天村里热闹的地方，一个是杀猪场，一个便是粉房了。从破坏性上讲，它们似很有些相同之处，一个是把完整的东西分割，一个则是把完整的东西粉碎。粉房要粉碎的是如山一样高的红薯堆，通过一架粉碎机，将红薯一块一块地搅碎，再通过一排溜的摇浆包，将红薯里的欠粉摇到一排溜的大缸里。大缸里的浆眼看着要满了，便将一根长棍插在浆里搅啊搅，搅得缸里一个又大又深的漩涡，忽然地拔出长棍，这一缸浆，就静等了它慢慢地沉淀吧。沉淀出来的粉芡，就可以做粉条了。做粉条也在同一个大房子里，与那些大缸们相对，盘起了一具锅灶，锅灶旁用木架架起了一只粗笨的大盔，锅灶那边一个人拉着风箱烧着开水，这边四五个人围了大盔，挽了袖子，把大盔里的粉芡面和成一个大面团。这四五个人胳膊挨了胳膊，脑袋挨了脑袋，左右手交替了杵下去，胳膊、肩膀、身腰甚至腿脚，都和谐得如同一场舞蹈一样。和面的时候，大缸那边摇浆包的人都忍不住停了手，向这边羡慕地看着，因为这样的活儿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的，一要有力气，二还要有巧劲儿，粉房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地干过，干得了的，最后也就剩了这四五个人了。面和好，锅里的水也烧开了，这时候粉房的把式上场了，就见他一只手上托了只葫芦瓢，瓢里装了块面团，瓢底则穿了无数的小孔，另一只手啪啪地砸那面团，面团便通过小孔变成一根根的细丝，流水似的到了哗哗响的开锅里。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是要功夫的，托得稳是一样，砸得匀又是一样，要紧的还要手腕上有功夫，一大盔粉芡，都要通过那瓢一下一下地砸下去，手腕上不行，一两分钟就持不住了呢。下面热气腾腾的锅里，细丝的颜色一点点地变化着，由浅变深了，由沉实变透亮了，然后捞出来，放在做好的竹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