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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棍则像墙上的花秸；毛笔也是几分钱一支，秃笔尖，爱分叉，用不多久笔头就掉下来了。但红卫兵是不讲奢华的，他们看重的是内容，言辞激烈能激怒对方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日夜绞尽脑汁，想遍了学过的所有的词汇，将青春的日日夜夜仿佛全用在攻击对方的遣词造句上了。写是一样，说也不能忽视，辩论会是一场接了一场，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甚至上千人的也有，那真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能言善辩的，便可以学诸葛亮舌战群儒；次些的，便做群儒中的一个，你唱罢了我登台；再次些的，只好担任呐喊、起哄的角色，就像看戏叫好一样，关健时刻的叫好也能提演员的精神。总之，练习当众说话那可是最好的机会了，谁都可以当矛去射别人的盾，谁也都可以当盾来挡别人的矛，虽说有些乱乱轰轰少有章法，对热血的少男少女们却是魅力无穷。还有那满世界的传单，纸张虽仍粗劣，却有了花花绿绿的颜色，字是工整的仿宋或是洒脱的楷书，看似印刷体，却是拿了蜡纸、铁笔，一笔一划在一张专用的钢板上刻出来的，然后将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滚足了油墨，一遍又一遍，下面才出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传单。传单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儿，满世界都可以闻到，更不要说红卫兵组织占据的地方了，若要分辩是不是一个组织所在地，只须用鼻子闻一闻，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油墨味儿就可以了。
所有这一切，李三定都经见过了，热血也随了沸腾过，但他在其中的角色总是最末等的，人家写好了大字报，他拎了浆糊桶去贴；人家开辩论会，他去准备桌椅板凳；人家蜡纸刻好了，他拿了去油印。他做的尽是不用动脑不用动嘴的事情，而这样的革命运动要紧的正是动脑动嘴呢。但他没有办法，他对自己的笔和嘴一点不抱希望，锻炼的机会是天天都有，但他宁愿眼看着机会一次次地失去。这让他在一段时间真是痛苦得很，夜里一做梦就是坐在辩论会上被一个伶牙俐齿的人攻击得张口结舌。好在，这末等的角色不只他李三定一个，行动起来也是闹闹哄哄的一小批，况且在一小批里他贴大字报总是最快最平整的，印传单也是又快又清晰。他最明白不过，其中快有快的聪明平整、清晰也有平整、清晰的聪明，因此他自个儿也有小小的快乐。但由于别人从不去在意这种聪明，他那快乐便有点像晴天里的雨滴，没待落地就被蒸发掉了。
时间长了，李三定的热血沸腾和那些战斗在前沿的人的热血沸腾就显出了区别，那些人由于直接的参与，热血的沸腾愈来愈接近顶点了，而李三定的沸腾却渐渐地在往低里走，就好比之间隔了道墙，对墙那边的热闹李三定只是旁听的角色，听多了听惯了，想沸腾也难沸腾起来了。但一些事情到底是要由那些直接参与的人来决定的，比如唇枪舌剑的辩论，像是已远远不够他们的热血消费的了，他们一边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却难以抑制地修工事备武器，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也不知是从哪个城市哪个组织开始的，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地，全国各地就都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严重的地方还动了真枪真弹，死了真人。到了这个地步，大家不但不能停止，反更感到了斗争的严峻，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泪光闪闪地宣誓：即使抛头颅撒热血，也要保卫您，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李三定也作过这样的宣誓，领头宣誓的是组织的头头，一个能言善辩、英俊潇洒的高二男生。李三定参加这个组织，全由于对这男生的折服，他当众从不畏怯，说话从不结巴，无论是多少人的批判会或辩论会，他都可以出口成章，把对方逼于劣势。李三定跟他参加过多次批判会和辩论会，从没见他拿过稿子，也从没见他被对方辩倒过，有了他这张嘴，全组织的人心里都是踏实的。但大家都没想到，有一天辩论会没有了，批判会也没有了，这张嘴忽然地失去了力量，有力量的，竟换了真正的棍棒刀枪了。
这头头大约也一时难转过弯来，便一边要大家习武备战，一边极力主张文攻武卫，决不主动去袭击哪个对立的组织。因此在“习武”中，大家也主要练习防卫，不练进攻。大家的武器有限，知识也有限，不过是些刀枪棍棒和盗听途说来的经验，场所又是黑暗的狗洞一样的教室，练习起来就不那么起劲。特别是头头，他总是看别人练，自己从不动手，他大约还是迷恋嘴上的功夫，要是有人停了练，坐下来跟他探讨起当前的形势，他的眼睛会立刻炯炯有光起来。这时的李三定，拿到的武器是一把匕首，也不知谁扔给他的，铁柄铁身，大约六七寸长，样子有些粗笨，也没有人们常说的寒光。他的角色有时是拿了它佯装去刺别人，别人设法来挡掉它，有时则用它去挡别人的刺。别的几把匕首他也见了，都比这把精致，光泽也好。但他没去调换，只在练习的空间，找来一把铁锉默默地打磨。渐渐地，这匕首有了光亮，刃也薄了，样子也好看了许多，他拿了它练刺，也拿了它练挡，不练了他便带在身上，别人借了去用，用完他一定要回来，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似的。组织里大多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们就嘲笑他农民意识，说要是有一天让他掌了权，大家还得回到私有制社会去，私有制还得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他不知怎样反驳他们，只好不作声，继续练他的。他的练习也意想不到地有成效，刺能刺得准，挡也能挡得及时。有一回，连头头都开始注意他了，头头竟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问得大家都笑起来。李三定委屈着，一颗心就更往匕首这边靠近了，他自个儿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竟会给他带来快乐，就像小时候得了件心爱的玩具，早晨醒来，玩具还没想起来，快乐却先到了心里了。他找来一块红绸布作了铁柄的装饰，又用一块薄木板做成了刀鞘，练习时红绸布一舞一舞的，让人会产生排练舞蹈的错觉，练习完了，他便刀身入鞘，小心藏进自个儿盛衣服的木箱子里。木箱子也是他自个儿找几块木板钉成的，他的嘴不勤快，手却是不大肯闲着的。有人批评他，备战备战，你把它藏起来还怎么备战？他只好又拿出来，装进他特制的裤兜里。裤兜是按了匕首的尺寸缝制的，长长的，很滑稽地贴在屁股后面。头头看了，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一个还没长大的儿童。这话却仍没能动摇李三定对匕首的迷恋，他对头头折服是折服，但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远得像是一辈子也走不到，而这匕首不同，眼看得到手摸得到，一开始就是亲近的。儿童就儿童吧，亲近的感觉在他真是不多，无论如何他不想放弃。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来了。他们可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几个长筒手电将屋内照得亮如白昼，窗玻璃被噼噼啪啪地砸碎了，堵在玻璃外面的砖头被轰隆轰隆推下去了，一床床裹了身体的棉被也被长矛挑开了，棉被里的人缩成一团，不能克制地打着哆嗦。哆嗦有时跟哈欠一样，一个先打了，其他人会跟着打起来，李三定没想到，先打哆嗦的那个人竟然是他们的头头！李三定一边哆嗦着，一边却因此奇怪地生出了几丝喜悦。恐惧和喜悦自都不是他那时希望的，但就如同一对淘气的双胞胎由不得母亲一样，哪一个也由不得他自个儿，他是只能眼睁睁地看了它们任意地活跃着。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收获很大，所有的大字报纸，所有的刀枪棍棒，以及油印机、广播喇叭、钢板、蜡纸什么的都被他们抄走了，头头也被他们带走了，留下的除了一片狼藉，只剩了一颗颗涣散、无助的心了。大家的情绪都很消沉，倒不是为那些“资产”，甚至不是为头头的被带走，是为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表现太出乎意料了，那还是不是自个儿了？平时的赤胆忠心哪里去了？平时的勇敢无畏哪里去了？平时习武的本领又哪里去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不是他们所希望所敬仰的，反而尽是他们所鄙视所唾弃的，连他们的头头都没有一点英雄的表现，怎么回事啊？他们的武器，除了李三定那把匕首放在衣箱里，其它可都是在手边来着，可他们的身体先哆嗦起来了，心里想拿也白搭啊。其中有一个胆量壮些的，曾试图去拿一把长矛，但刚拿到手就被人家夺过去了，那夺的轻易，倒像主动递到人家手里一样。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李三定备战意识的淡薄，头头没了，“资产”也没了，这个组织就等于不存在了，组织都不存在了，一只匕首放在哪里有什么要紧呢。
离开一片狼藉的阵地的时候，李三定难以自制地从衣箱里拿出匕首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明白，他的喜悦是和这匕首有关系了，不单是因它的幸存，还因它的不必出战，他从没设想过它实际的功用，实际功用的机会过去了，才忽然觉出了这匕首于他的真实意义。
很快地，对立组织那边就传来了头头反戈一击将担任重要职务的消息，头头给这边战友写的公开信也印成传单撒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这边呢，一半的人骂头头可耻，一半的人则默不作声，只有少数几个表示要另立旗杆坚持对立下去，但看没什么人响应最终也只好作罢。结果骂头头可耻的人都解散回家去了，默不作声的大多奔了头头。李三定属于默不作声的，也属于奔头头的，但他和别人不同，别人有的是头头的亲信，有的是观点上的摇摆不定，有的是摄服于对方的强势，他则属于无处可去。他的家其实是姐姐们的阵地，因此他的父母总是往学校轰他，他们说，要是都往家跑，文化革命怎么搞？他的姐姐们已经为他上学作出了牺牲，为照顾她们的情绪，他的父母从不允许这儿子有任何的违规表现。当然，也有头头的原因，头头在被子里的哆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宁愿相信那是更真实的头头，头头去那边看似是软弱功利的行为，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立足于人群中吧，人群中有时也实在有种安全感呢。那么，为了父母，也为了安全感，除了投奔头头，他还能怎么样呢。
金大良骂老麦的那些话一点没影响李三定去看杀猪的兴趣，他跟老麦开始就没亲近过，因此也就说不上疏远。他原本想像翻月份牌一样将金大良和米小刚的事翻过去，但再去杀猪场，注意他的人就多起来了，纷纷问他，那一刀是你挡的？看不出啊。或者说，这几年的学算没白上，打架吃不着亏了。有人还说，这下看他李要强还咋要强，教书教出个玩刀的。甚至，连老麦都在注意他了，有一次，老麦忽然停了手里的活儿，往身后的人群里扫了一眼，最后将目光落在他身上说，哎，数耗子的，老往后躲什么？来来来，试一把！说着不由分说地分开众人，将刀子递在了李三定手里。李三定几乎是被大家推到前面去的，这种事老麦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不想看看呀。结果，李三定却大负众望，刀尖刚挨到一片肺叶就哇地吐了，猪的被敞开的内脏里，沾满了他吐出来的污秽。大家发现，李三定头冒虚汗，面色苍白，拿刀的手还颤抖不止。大家一下就开心地笑了，原来，他那一下子不过是碰巧了，说到底还是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教书先生家怎么会出来个舞刀弄棒的呢。老麦也许是最开心的一个了，他像是复了那天的仇一样，将虚弱的李三定扶到一边，开始亢奋地投入到自己的活计。然后，他便再也没对李三定看一眼了。
事情闪电般地就发生了，李三定对老麦不明白，对自个儿也不明白，老麦干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自个儿试试？而自个儿又紧张什么，不就是试试，不就是一群人和一头死猪么？过后细想想，他开始觉出了看和杀的距离，就像他玩匕首不过是玩玩一样，他看杀猪也不过是看看而已，即便看一辈子，自个儿也可能不会真的去杀一头猪的，况且，身后还有那么多人的眼睛。
自那天以后，李三定就克制着自己，不再去杀猪场了。也因为，家人们对他所有的行为已是忍无可忍了，杀猪场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他们把每一顿饭几乎都当作了批判会，批判他的无所事事、好逸恶劳，批判他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说他是叮血的苍蝇，闻见血腥味儿就往跟前凑，说他是块臭肉，就因为他人家才开始对这个原本好好的家指三道四，说喂一头猪也不过就一年，可喂了他整整十八年，却还不如一头猪有用。这些话大多是姐姐们说出来的，在家里她们说话从来是刻毒的，就像家里到处都埋藏着她们的仇恨。一不小心，仇恨的种子就发芽了。一边仇恨着，一边手也不闲着，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