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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1）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2）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3）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林甫与李白的关系。
首先，就具体的人际关系而言，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响、危害过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来对付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对手，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对李林甫还远远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气力来对付李白。
其次，就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而言，虽然不能与开元时期的盛世相比，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货币流通活跃，手工生产发达，社会财富与消费水平较高。潜在的政治危机也许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天宝初期并没有“天下大乱”，社会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但长安乃至全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百姓暴动，这就说明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总之，天宝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统治阶层虽然潜藏着动乱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长安期间，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会政治的整体环境并未糟糕到“万马齐喑”，士人毫无出头之日的黑暗境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延续着开元以来繁荣鼎盛的局面。换言之，身处长安宫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拥有并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获得玄宗的赏识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皇权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诽谤、阻拦，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还有安禄山。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将，违反军令当斩，张九龄在玄宗面前力陈当斩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并告诫九龄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为什么器重安禄山？就是因为安禄山的确能够为己所用：“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陈说禄山必反无疑：“国忠屡言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