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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的头脑是不会听任这个问题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事态的发展使她疑惑不解。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我所做的是针对这一特定事件的冲动反应。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进我的白色大众甲壳虫，向当地贾纳塔银行（Janata Bank）的分行驶去。贾纳塔是一家国有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贾纳塔银行设在大学的分行就在校园大门外的一条街上，那条路上满是小铺子、小摊和小餐馆，当地村民在那儿向学生们出售槟榔果、热饭、笔记本、笔等各色东西。那些拉人力车的都聚在这儿，等着把学生们从宿舍拉到教室去。银行分行设在一个方形的单间里，前面的两个窗户装了栅栏，墙被刷成暗绿色，房间里摆满了木制桌椅。坐在房间左后面的经理向我挥挥手。
“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办事员端来了茶和饼干。我解释了我造访的原因。
“上次我从您这儿借钱是为了乔布拉村的那个三方共享项目筹资。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建议，我想请您借钱给乔布拉的穷人。涉及的数额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经那样做了，我借给42个人27美元。还会有许多穷人需要钱的，他们需要钱去买原材料和必需品作为启动资金。”
“什么原材料啊？”那个银行负责人茫然不解，仿佛这是某种新的游戏，而他完全不熟悉游戏的规则。出于对一个大学负责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让我讲完了，但是显然没有理解。
“嗯，有些人做竹凳，还有一些人编织地席或是拉人力车。如果他们能以商业利率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挣到像样的利润，从而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劳动，永远无法摆脱被那些批发商踩在脚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给他们资本。”
“是，我知道放贷人（ mahajons）的事。”那个经理回答说。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请您借钱给这些村民。”
那个银行经理咧开嘴巴大笑起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问道。
“嗯——”他结巴着，不知道从何开始来解释他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就说一件事吧，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对于穷人来说，这钱对于他们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人是文盲，”他回答道；“他们甚至连我们的贷款表格都不会填。”
“孟加拉有75％的人口都不会读写，要求填表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这个国家中的每家银行都有这项规定。”
“噢，那说明了我们银行的一些问题，对吧？”
“即使当一个人到银行来想存钱，我们也要求他或她把想存多少钱写下来。”
“为什么？”
“您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噢，一家银行为什么不能就收下钱，开出一张写着‘从某某人那里收到多少多少钱’的收据呢？银行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为什么必须是存钱者来做呢？”
“如果没有会读会写的人，银行怎么能开下去呢？”
“很简单，银行为收到的现金数额开出一张收据，这就解决了。”
“可如果那个人想取钱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个借钱者带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据，交给收纳员，出纳员就把那笔钱还给他。至于银行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那是银行的事。”
经理摇摇头，但他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没有接话。
“在我看来，你们的银行制度就是为歧视文盲而设立的。”我反击说。
那个分行经理看起来很恼火了：“教授，银行业并不像您想得那样简单。”
“也许是这样，但我也确信，银行业不像你们搞成的那样复杂。”
“你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银行，借款者都必须填写表格。”
“好吧，”我说，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表示屈从；“如果我能让我的一些学生志愿者为村民们填写表格的话，那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
“为什么不能？”我努力保持礼貌。我们的会话中有某种超现实的东西。分行经理面带微笑，好像是说，他明白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呢。整个会见很滑稽，也实在很荒谬。
“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分行经理说，期望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话。
“只要你能把钱收回来，你们为什么需要抵押担保品呢？收回钱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想要把钱收回来。”那个经理解释说；“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抵押担保品。那是对我们的保证。”
“对我来说，这讲不通。那些穷到极点的人一天工作12小时。他们需要卖掉东西，挣来钱买食物。他们肯定要还你的钱，只是为了再借一笔，再活一天！那是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个经理摇摇头：“您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但是，如果你们有把握那钱会被偿还时，你们为什么还非得需要抵押担保品呢？”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