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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的，清廷既无力对抗俄国，也就故伎重施，于次日将消息透露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内田连夜拜访奕，劝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于数天之后即向俄抗议其违背门户开放的约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俄要求的七款，万勿允许，日本已约英、美一起力阻3。”
俄国表面上虚以委蛇，否认有独占东北之意和新“七条”，背后则决定进一步夺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至海兰江大道等城市和战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战派的伯仔布拉塞夫为枢密参赞，并指示俄远东总督阿莱克息夫加紧备战，“以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并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满洲开设商埠或他国领事馆，必须事先商得俄国同意，并继续施压，要清廷接受其“七条”。8月12日，俄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克莱息夫为总督，统一掌握远东地区军政大权，完成了战争指挥体制。
清廷的应对办法就是开放东北。8月13日，奕答应与美国签订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并中止了中俄间关于“七条”的谈判。俄国则决定不理会中国而专力于同日本的交涉，认为只要俄日间达成了交易，中国只能屈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俄间的交涉。李鸿章死后，英、日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向清廷传递消息（当时太后一行还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国万不可迫于俄国压力而轻易定约。日本原本想与俄国作一番交易，从满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借访俄之机，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可允许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只希望东清铁路给日本以运费上的优惠4。但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看起日本这个小伙计，伊藤的试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为期五年的盟约中规定，在中朝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发生“骚乱”时，双方有权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任何一方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国家介入时，就要援助盟国而参战；英国也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国作后盾，态度转为强硬，不但极力阻止清廷与俄国签约，而且极力挑动美国出头对俄施压，于是就有了2月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抗议俄国试图独占满洲权益，要求东北之开发应履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此时还存有与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动还隐藏在幕后。
俄国见英日结盟对付自己，先是拉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将俄法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远东，但在美英日的压力下，表面上否认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并在4月8日与清廷签订撤军条约并进行了第一期撤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花了那么大气力，绞了那么多脑汁才抓到手里的东西，俄国是绝不打算放弃的。它所顾忌的是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威胁，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这个“黄祸”论的首倡者进行了会晤，商讨远东“黄祸”及共同对付英日同盟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所谓“黄祸”，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狮中国，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于俄国不愿废除与德国之宿敌法国的同盟，两国便不能结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应为俄国防守后方。有了威廉这个承诺，尼古拉即决心在远东用强了，这就是新“七条”出笼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国反悔加码的消息后，一面通知美国，一面研究对策。同俄国一样，在满洲问题上，日本也有两派。一派以现任首相桂太郎为首，是主战派；一派以元老伊藤为首，主张谈判解决。在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送“高帽”的学问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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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后，俄国借胶州湾危机，中国迫切需要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保护中国”的条款之机，以屯驻军舰，向德示威的名义，强租旅大，攫取了这个不冻港不说，还以驻军后勤需要为借口，压迫清廷同意其修筑了北起哈尔滨，经长春、盛京（沈阳）直达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这样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形成了一条纵横贯穿整个东北的“丁”字形大干道，1903年全线通车后，俄国即完全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给了俄国人新的借口和机会，即借义和团排外破坏铁路、电杆之事，以保护中东、南满铁路为名，全面武力接管东北，或实行殖民统治，或直接纳入俄国版图；由于东北居民均为黄种人，故此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又被称作“黄俄罗斯计划”。起初，俄国还想故技重施，所以攻占北京后，另搞一套，拆列强一致对华的台，主动撤兵至天津和东北，向清廷示好，试图骗取东北更多更大的权益。但几年中清廷已充分领略了与俄国“友好”的代价，所以在归还东北的交涉中，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与老对头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战后降到冰点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日俄战争中中国暗中站在日本一边的原因。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帝国主义，也亟思加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行列，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等扩张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的《外交策略论》中说的最为明白：“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而处于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6。”这个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满洲，从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后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等等，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这个“大陆政策”。日本此时口头上对中国大讲“亲善”、“东方黄种人应团结起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等等动听的话语，与俄国人原来那套狡诈的欺骗没有两样。只不过俄国决心独占东北的权益，不仅不分给它一杯羹，反而连朝鲜也不让日本独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国人拼老命。如果俄国人让步，日本是很愿意同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的呢。
朝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战败后，随着清廷势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满想着独吞朝鲜，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闵妃搞起了亲俄，她运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来，不在擅长此计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之下。到了手的果实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于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送“高帽”的学问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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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