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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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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义使清廷无遑外顾,被俄国看成实施其计划的极好机会。起义爆发十几天后(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驻俄大使的谈话中提醒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5。”
  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订立密约,瓜分东蒙(即内蒙呼和浩特以东)和西蒙(即内蒙西部及甘肃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区),以东经116。27度为东西蒙分界线,东蒙归日本,西蒙归俄国16。在俄国看来,中国内部的革命或动乱,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再应验了的古训。国家为什么需要稳定,为什么对内乱要予以无情的镇压,就是因为周围有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你,你的内乱,就是强邻的机会。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负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它为沙俄提供了一个下手分裂中国的机会。
  1916年7月3日,袁世凯死后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订立密约。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华“重要利益”而导致战争时,一方一经请求,缔约国即须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17。”此项密约,将双方所谓“重要利益”的范围由满蒙延伸至中国全境,甚至结为盟国,不惜一战,其吞噬中国领土的野心,可见一斑。但一年后俄国爆发革命,此约遂不了了之。
 
送“高帽”的学问 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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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来看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订立了瓜分满蒙的秘密协议后,为了抵制日俄的阴谋,清廷先后作出了联美制日、东北建省、全面开放、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等多项决策。一批大臣,如岑春煊(两广总督)、锡恒(科布多办事大臣)、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贡桑诺尔布(内蒙喀喇沁郡王)等先后上折建议,在外蒙实行新政。1909年10月,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5—1940),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十七岁中举,历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18”,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19,开放招垦,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
  自明朝中叶以来,蒙古就分为三大部,即: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东蒙古)、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又称漠西蒙古或西蒙古)。康熙年间,清廷击败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当时外蒙又分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三部,在行政上也分为三部分:库伦、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由朝廷直辖,分别由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20等僧俗封建领主认为三多的新政危及了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同时也觉得清廷衰弱已极,不如另找有力的靠山,遂决定派出使团赴彼得堡,提出脱离中国,托庇于沙皇俄国的保护。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沙俄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宣称在外蒙推行新政“是敌视俄国的行为21”,并于8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交涉,“谓中国近来在蒙古新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视,将筹对付方法22”云云。
  哲布尊丹巴叛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出逃印度大吉岭,投靠英国人,而于宣统二年被清廷革去了封号。八世哲布尊丹巴是十二世达赖的亲侄子,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达赖被革职的消息传来,哲布尊丹巴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哲布尊丹巴何以会有藏族的亲缘?这还要从乾隆皇帝对喇嘛教的政策改变谈起。喇嘛教有四大活佛:除藏区的达赖、班禅外,就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由于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出自蒙古王公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谢图汗之子),为防止僧俗大权集于一身,尾大不掉,且易引起蒙古王公之间的争夺,乾隆二十一年决定,今后哲布尊丹巴的灵童不再由蒙古转世,而是在西藏寻找。在五十七年,乾隆又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各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一存放于北京雍和宫,决定蒙古和内地的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其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即策动外蒙喇嘛王公“独立”。此时,三多所辖的武力仅二百四十余名,而且分布在库伦各地,他手下仅有八十多名亲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派兵千余名直接进入了外蒙古。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以防备内地革命党“扰乱蒙疆”为名,擅自向喀尔喀四盟征调蒙兵,二天后,哲布尊丹巴派人向三多下了这样一道通令,说他们已决定建立“大蒙古国”,要求三多及清廷驻库伦文武官员及兵丁出境。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现已由四盟王公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国皇帝,不日即将御极。库伦地方既已无需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札到,该三多即便凛遵。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快速出境,不准逗留。23
  因力量对比众寡悬殊,三多等被迫撤离。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能将三多革职,并宣布其所推行的不利于外蒙古的“弊政”一律革除;劝告哲布尊丹巴等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出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往“宣慰”。但外蒙古当局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皇帝,年号为“共戴”。随后,在沙俄的支持下,他们又派兵攻占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驱逐了那里的清廷官员和驻军。
  沙俄十分狡猾,11月3日,在外蒙刚刚投入其怀抱,一切惟其命是从之际,即与哲布尊丹巴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约》,声称“蒙古对中国的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扶助蒙古自治”,不准许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古地区,俄国人则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等等;外蒙在实际上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对此,清廷于11月7日照会俄国,声明俄国与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次年,沙俄又策动库伦的蒙军开进外蒙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并于1914年6月派军队直接占领并兼并了这块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送“高帽”的学问 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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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部,地旷人稀,但“河流灌注,山多森林,金矿亦多,地气较乌里雅苏台地方暖和,牧畜、渔猎外兼宜耕种24”,是漠北较为富庶的地区,行政上分为五个旗,一直归属中国。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谈时,中国代表提出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拒绝讨论,问题遂被搁置。以后苏俄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先是扶植当地傀儡成立所谓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改为唐努图瓦自治省,但苏俄对此做贼心虚,苏联官方及媒体均未就此发表声明或予以报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侵占,自袁世凯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声明放弃对此地区的主权,这一地区至今仍为俄国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如何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其他边疆地带,沙俄也时刻窥伺时机,蚕食鲸吞不遗余力。1912年1月,继外蒙“独立”后,沙俄策动当时陈巴尔虎旗总管福胜率领数百人,在俄军配合下,占领了海拉尔和满洲里,宣称“独立”,成立所谓“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此后福胜被“大蒙古国”授予参赞大臣和海拉尔总督职务,呼伦贝尔也被并入“大蒙古国”。沙俄还同福胜集团订立了多项“合同”,攫取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伐木、采矿、垦殖、渔业等多项权益。在中国政府出兵平叛时,俄又以“调停”为名进行干涉。1915年11月,中国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会订呼伦贝尔协约》,除获得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之特区”的名义主权外,沙俄从福胜手中攫取的所有权益均得以保留,而且还规定中国政府如欲向该地派兵、修路,均须事先征得俄国同意,使中国实际行使主权的能力大受限制,直至俄国爆发革命后,呼伦贝尔之主权才为中国所收回。
  1912年6月,在新疆于田县的一个大镇——策勒村,一些俄国商人与私自加入俄国籍的当地居民,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人散布流言,鼓动当地居民“从速投俄”,并与当局前来查办的人员武装对抗。在冲突中,我方死三人,伤一人;俄方及亲俄分子死二十九人,头目塞依提25逃亡。沙俄即借此扩大事态,先后派兵一千五百余人侵入喀什噶尔城外,并擅自在中国境内绑架官员和平民。新疆都督杨增新派杨缵绪为喀什噶尔提督兼外交特派员,与沙俄领事就“策勒村事件”进行交涉,要求交出肇事祸首塞依提,拒绝了俄方要求处决中国官民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1913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妥协,命杨缵绪与俄领事索柯夫达成协议,以判处地方行政官员和居民徒刑,赔偿白银七万两结案。10月1日签字后,沙俄军队先后撤出伊黎和喀什噶尔。但沙俄并不甘心,次年又唆使当地行政长官马福兴26组织“独立回教国”,10月,杨增新设计除掉了马福兴,稳定住了喀什的局面。
  “大蒙古国”建立后,沙俄和哲布尊丹巴政权乘中国国内革命之机,先后兼并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其矛头又对准了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阿尔泰地区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1904年,为防俄国的侵略渗透,清廷决定科、阿分治,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所在承化寺(今阿勒泰)。民国后,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由中央直接管辖。1912年,库伦军队攻打科布多时,袁世凯命令新疆、伊黎、阿尔泰三地出兵增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即于8月20日陷落。杨增新认为阿尔泰为新疆北部屏障,故全力援阿,在军需粮草和军队布置上作了有效的安排,在进驻阿尔泰境内后,即听候中央政府与沙俄的交涉结果27。1913年8月,一名增援阿尔泰的新疆伊黎军队的士兵,击伤了俄国驻承化寺的领事,俄国遂借此赤膊上阵,直接干预。为避免冲突,北京政府应俄国要求撤回了增援军队,俄国却以保护领事和俄人商务为名,派兵一千三百余人,强行进驻承化寺和布尔津河一带。10月,沙俄又策动阿勒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即土尔扈特亲王)宣布阿尔泰“独立”,并与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六条,试图将阿尔泰并入“大蒙古国”。袁世凯下令将帕勒塔撤职,宣布其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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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俄国的趁火打劫,袁世凯的对策是,忍辱负重,沿袭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在经济权益方面,可以作出让步和妥协,在主权问题上则决不让步,只要能够争取到在条约中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和肯定,异日国家强盛后就不难收回丧失掉的权益。在当时国力衰微已极的情况下,袁氏的这种方略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尽管被迫出让了许多权益,但并未丧失对原有领土的主权。经过耐心而艰苦的外交谈判,1913年11月,中国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沙俄在文件中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同意只派办事大臣及属员、卫队驻扎库伦,不派军队驻守外蒙;当然中国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承认了沙俄在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的《俄蒙商务专约》中所攫取的全部特权,并答应在涉及外蒙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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