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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毛泽东摔跤的红军女战士李小侠，曾经作过更为详细、生动的描绘。
李小侠是在遵义参加红军的一名女学生，当时就跟在毛泽东的后面行走。毛泽东是在爬一个小坡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的，而且头还在山坡上磕了一下，渗出了血。李小侠见状赶紧走上去扶起毛泽东。“毛主席摔跤了，毛主席摔跤了！”队伍里立刻传开了。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就在毛泽东摔跤不久，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的首次战斗——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少文章称毛泽东摔跤似乎是土城失利的不祥之兆。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小镇。一溜木板房依山临水，错错落落，沿着一条石板路逶迤到河边。这儿是商贾集散之地，盐商用木船将川盐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雇佣苦力，背负着装满川盐的背兜，爬坡上坎，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销售。清代遵义著名诗人郑珍在诗中所写的“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赤虺河即赤水河），就是赤水河载盐贩运的写照。
土城虽只是赤水河边的一个小小码头，然而由于其东、南、北三面山岭连绵，地势险峻，居黔北大道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革军委对攻占并巩固土城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的首要步骤。
27日，红军各部都到达土城地区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便不顾疲劳立即研究作战方案。
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两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两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部队已达土城以东地区。”
毛〖JP4〗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
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四个团。”
“川军既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他，行吗？”毛泽东征询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见。
周恩来一时也拿不准，他寻思了一会，说道：“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伯承，川军的战斗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回答：“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权衡敌情和我军实力后，谨慎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看了看展开在铁皮箱上的地图，接着说：“先头部队红一军团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不能参战；老九呢，让它担任这一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老三和老五去打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老九、老三，老五，分别指的是红九、三、五军团。
周恩来思考片刻后问：“谁担任战场指挥？”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2）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由彭德怀统一指挥。”
1月28日晨5时，战斗打响。三、五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棋旅，先吃刘湘“一口”。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口”却很难吃下。因为郭旅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
在那一道道云遮雾锁、隐约迷离的山梁上，枪声哒哒，炮声隆隆。火光从雾霭中升起，烧破浓雾，使灰蒙蒙的天空现出一片红色。
战斗打响不久，川军分三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猫岩、凤堑嘴、银盆顶等高地。红三、五军团在尖子山、石羔嘴、老鸦山、猴子垭等靠土城一面的山头上与敌对峙。红军接连数次向川军主要阵地银盆顶发起进攻，为了争夺小坳口高地，双方展开肉搏，互有伤亡。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之际，川军增援部队赶到，红军立刻又处于不利境地。三、五军团与川军激战半日，未能歼敌，反受敌所制。
这时才发现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原以为敌人是二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确知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而来。同时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跟黔军“双枪兵”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
刘湘统领的川军同四川其他军阀部队一样，都是反共反人民、为封建割据势力效命的武装集团，虽在川北曾被红军重创过，但绝不是“战斗力全无”的军队。
刘湘自1920年爬上军长宝座后，率师驰骋南北，逐鹿巴蜀，先后打败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黔军袁祖铭和川军熊克武、杨森、刘文辉等军阀，拥兵10余万。长期以来，刘湘为在军阀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攫取四川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进而觊觎西南，问鼎中原，不惜花费巨资，网罗“人才”，苦心经营了一支庞大的、颇能征战的反动军队。所部无论数量、质量均属川军的佼佼者，其战斗力不弱于国民党中央军。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后，刘湘预料红军将渡江入川，深感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中央红军入川，燎原的革命烈火，可能将他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即使红军被挫败，跟踪入川的蒋介石也不会再容许他的势力存在。因此，刘湘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计，决心全力阻止红军渡江，在土城与红军的首次交锋中，便不惜投入其嫡系精锐部队郭勋祺旅。
红军对敌情判断的失误已经造成危急局面。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逼近。红军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已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在这危急关头，早已按捺不住的朱德总司令要求披甲亲征，上火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急了，把帽子一摘，说：“得G86AA，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只好默默地点点头。他清楚总司令这时候亲临火线意味着什么。
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首脑人物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200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
朱德面对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感动万分，连连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毛泽东也动情地说。
“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德向毛泽东等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后，义无反顾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奔去。
炮火无情，毛泽东等担心地望着朱老总远去的背影。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我军子弹和手榴弹快打完了，为节省子弹就用石头砸敌人，最后连石头也所剩不多了。
敌人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敌人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最后也被红军战士的刺刀、石头打了回去。第六次冲锋，敌人以一团之众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挥舞大刀，向敌人冲去，砍得敌人抱头逃窜。肉搏中双方的鲜血染红了阵地。红军虽再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因牺牲太大，阵地岌岌可危。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命令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团长陈赓临危受命，立即与政委宋任穷一起率领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硬是把敌人压回其师部附近。后来敌人又有三个旅前来增援，一度反守为攻，但干部团仍拼死奋战，一直坚持到下午2时许，红一军团返回增援，干部团又与之协同作战，连续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干部团立了大功。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部队。它是在长征前夕中革军委讨论组织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临时决定成立的，由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等合并组成。陈赓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该团的其他领导成员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悌，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第一营为步兵营，营长李荣，政委刘道生；第二营亦为步兵营，政委丁秋生；第三营为政治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第四营为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骅；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政委余鸿泽（后为莫文骅），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包括团长陈赓在内的干部团不少成员，是遭“左”倾错误领导者打击迫害的受害者，有些甚至是作为“包袱”、“累赘”而欲被抛弃的。例如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就是一个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公审，并判处了徒刑，失去了党籍和军籍的“犯人”。从陈赓当时的处境看，带领这样一支队伍，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和多么巨大的勇气与智慧呵！
长征开始时，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干部团被编入由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代号公馆），在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统一指挥下，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干部团随军行动。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3）
在长征途中，尽管环境异常艰苦，学习条件极差，但在陈赓的领导下，干部团始终保持了随营学校的性质，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实际情况，坚持教育、训练，使干部团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在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同时，还曾多次配合主力军团作战，常在关键时刻建立卓著功勋。土城战斗便是突出的一例。
土城战斗一直持续到28日黄昏。顽强的红军将士们虽击溃敌军一部，但敌主力仍在顽抗。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面对此情，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
毛泽东立即召集中革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会。毛泽东分析了土城不能再打的原因，指出：土城所以不能再打，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接着，会议开始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根据各路敌军奔集川南追堵我军的新情况，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行不通了。毛泽东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在行动方向明确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组织一渡赤水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后，在位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渡河指挥所。
根据会议决定，朱德总司令于1月29日3时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于是，各部按照分工立即展开了行动。
朱德和刘伯承重返前线指挥。
周恩来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来到赤水河边勘察，发现土城西南不远的一沙滩处，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且两岸有疏散的道路和阻击尾敌的有利地形，具有良好的架桥条件，即连夜亲自督促并参与架桥。拂晓前，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便出现在赤水河上。与此同时，朱德指挥部队在深溪渡口也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陈云带领医疗和供给部门的同志深入前线，抢救、抢运伤员，逐个作了妥善安置，又把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投入了赤水河中。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