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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一截烂砖墙夹人胳膊肘的窄通道，迎面一家挡住。矮房，低檐，小门——破汽车上拆下的一个旧铁门，门前横一条臭水沟。往右，又一个破院门，一个小四合院，塞罐头鱼般住着七八家。七八间烂厨房占满了院。他们往左。拐来拐去，绕过多少家，踮着脚，跨过一片片污水，低着头，钻过一根根晾衣绳。稍微开朗一些，几间房围着一棵老榆树。
“咋今儿有空来了？”婆婆正在门口弯着腰生炉子，浓烟滚滚，喜不迭地拍着身上的灰迎上来，“早起火就灭了，这会儿才得空儿生它。”
“今天是我的夜班，志祥的礼拜。”秋平拘谨地笑笑，“玲玲，快叫奶奶。”
“哟，玲玲也来啦？”公公也闻声出来了。一个退休工人，秃顶老头。他笑呵呵地蹲下身抱起玲玲，回头喊道：“娟子，聋了，你哥你嫂来了。”
出来的是妹子梁秀娟，二十三四岁，高高挑挑的，俊得像个演员。“哥。嫂。”她叫了一声，便拍拍手逗着把玲玲从父亲怀里抱过来。
儿子媳妇一回来，便是梁家的大喜庆。老头乐，老婆儿乐，大着嗓门在院里就说开了，笑开了，吆喝开了，敲锣打鼓开了一台戏。这阵工作忙不？你爸爸身体好不？一直想去看看他，又怕搅了他的工作和休息，他时间宝贵——我们知道，嗳，娟子他妈，咱们今儿买下肉了吗？——这是老头说的。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来，可把我想坏喽。这些天我想找你们，有正经事和你们商量。家里都好吧？好？甭问，我也知道好。我们不是去过一回？自家独院，干干净净，又是一家子文化人，能不和美吗？哪像这大杂院。你们连脚都迈不进来吧？——这是老太婆的话。秀娟是逗玲玲，玲玲是格格地笑，志祥和秋平是左右看着，不知先回答哪位老人的话好。
老榆树下几家都开了门，小院里热闹开了。梁大叔，儿子儿媳回来了？男男女女都亮着嗓门招呼着。都知道梁家的儿子有能耐，娶了高干家的女儿。知道不：独门独院。
梁老头满脸放红光，冲四面啊啊啊地点着头。这就是他一辈子的风光。“来，玲玲，”他从女儿手里又接过孙女，让她面向大伙儿，“给大爷大叔们唱个歌，外语的。”
玲玲看了看人群，转身趴到爷爷肩上。她不唱。
人们仍然七嘴八舌赞叹开了：几岁啦？四岁。都会唱外国歌了？什么，会说上百句外语了？真聪明。看人家的孩子教育得多好。你不看什么家庭环境，没法比。
梁老头像喝了半斤白干儿，红光满面：“是是，是这理儿。啥环境培养啥孩子。那不假。她姥爷家独门独院，横宽竖敞，又是专管文化的，那家里的书比咱们几十家加一块儿还多得没比，熏也把孩子熏出来了。”
满院热闹。惟有秋平和梁志祥不安。他们看着家里唯一的一间房前加盖的低檐小房，相视了一下。来之前商量了又商量，决定要下这间堆煤放杂物的小房，收拾一下搬来住。怎么和家里说？就说厂里要盖新宿舍了，他们想分一套，可有了住房厂里就不分，所以先搬到这小房来住，装个没房的样儿。可现在，看着满院红火劲儿，她和他都觉得嘴难张啊。
戏渐渐散了，他们进屋里坐下。这是间东房，前面有树，又盖了小房，所以挺暗；墙后边是另一个院子的排水沟，所以又阴潮。婆婆把火料理好了，进来陪儿子媳妇说话，叫女儿去做饭。“我换件衣服就去做。”秀娟说着搬过梯子，一级级爬上自家钉的木板阁楼——她就在那儿睡。看着秀娟爬上阁楼，脱下鞋，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秋平感到有重物压在胸口。她哪能张得开嘴。他们不是没想到过张嘴的难，但真到这儿了，发现天大的决心也不够用。俩人不禁交换了一下目光。
瞅着女儿去做饭了，做婆婆的拉过板凳和儿媳坐近了说话。
女儿年龄不小了，可还没找下合适的婆家。模样长得不错，瞄上她的小伙儿成群，她也看上过一两个，但做妈的都不同意。说啥她也要让女儿找下个高干的婆家。“你们家来往的都是这些人，我们哪儿攀得上。你想法儿给娟子介绍一个……”
这是她早就想对儿媳说的话了。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春平正在办公室给曾立波打电话，还不时注意着外面有没有人。“我今天和处长说了，他说那间办公室虽然空着，但他没权力借给我，要和局有关领导请示。你那儿呢？”“我这儿简单。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在办公室里搭个行军床就可以了。”
午睡中的黄公愚正在做梦。一条条领带变成圆圈在空中一个个向他套来，他害怕，躲着，夏平在空中俯瞰着他，身边出现一个云梯，他抓住它，想去夏平那儿，可两腿发软，上了几级就要往下坠，身子轻飘飘的，扑腾一声响，他醒了，脊背上有冷汗。
夏平面前打开着一本英语书，她陷入遐想，“英语世界”，羊士奇，星期天……朦朦胧胧中眼前轻轻掠过的是：一条马路，两个人的四条腿在走路，是一男一女，肯定是并着肩，背景是花岗岩砌成的围墙。院子里突然扑腾一声响。
秋平和梁志祥在东单公园树阴下的长椅上坐着，沉默发呆。躺在秋平怀里的玲玲已睡着。阳光白热，绿树蔫头耷脑，假山昏昏恹恹，无风。树阴下是一摊摊下棋、打扑克的人，一对对谈恋爱的人，一个个躺在草地上睡觉的人。婆家他们已是体体面面告了辞，黄家大院他们现在不想回去，只有在这儿安静。
冬平在游泳池边坐着，身子向后斜着，目光恍惚，太阳晒着她修长美丽的两条腿，微黑的皮肤烫热发亮，两只大脚趾心不在焉地对在一起，来回摩擦着。池水半蓝半绿地荡漾着，一个胖胖的漂亮女人在水中一挣一挣地露着头，抖着头发，喷着水，一手抓住游泳池边，一手搂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那个男人很英俊，扭头和她说笑着，他肩臂的肌肉发达，皮肤黝黑闪光。
平平咔噔锁上自行车，取下后座夹的书包，抬头看看门牌，走进一个大杂院。她将进行一组重要采访。她边走边看了一下表，三点四十五分。由院里的拥挤脏乱，又想起自家的院子，想到自己要搞的“家庭改革”了。她不禁一笑，徒劳无益。人们做很多事就和自己的家庭管理改革一样，强求，不符合历史规律。这个大家庭将会怎么样呢？
小华一边在刨床上干活，一边神志恍惚地想着电大补考的事。物理不及格。还有哪门不及格，不知道。明年呢，脑汁似乎都耗干了。自个儿现在就觉得脑袋里脑浆是干涸的，干得发空，敲一敲，肯定冬冬响。啥时才能熬出来。
卫华在职工学校的教研组里坐着发呆。赵世芬吵着，骂着，瞪着眼，甩着头发，摔着门，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一座斜着脸的大楼，楼前一级级台阶，几排小轿车，一个留着仁丹胡的中年男人站在台阶下等人，一朵花，一摊牛粪，赵世芬拂动的黑发，丰满的胸，凌乱叠印着，一本《水浒》。
赵世芬在街上匆匆走着。这么热，这么多人，这么多橱窗，满眼是五颜六色，满耳是嗡嗡嘈嘈，她快步朝前走，左右碰着人的胳膊，她不管，她要快点往前走，她嫌所有的人走得慢，碍事。
三点四十五分，祁阿姨刚看了客厅里柜子上的大座钟，要往外走，一下绊在门坎上，扑腾一声很重地摔倒了。她身子麻木，爬不起来了。
三点四十五分，小薇在托儿所午睡起来，坐在小桌上玩积木。她把积木往木盒里收。怎么装也装不下。她一次次倒出来重装。眼前是个谜一般的花花世界。
阿姨，为啥积木装不进去了？
因为你装错了。
第八章
阳台上的花盆里开了一朵奇异的花，像蝴蝶张开的翅膀：两瓣，南边一瓣是红的，北边一瓣是蓝的。子午线又把每瓣一分为二：一半紫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
范书鸿看着，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清晨的阳光像千万片金箔交错闪亮，被撕碎了的蛋青色黎明斑驳陆离，他眼前迷迷蒙蒙，白烟袅袅，气氛神秘。
这是什么预兆？
昨晚，历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白贵德与一位女秘书一同陪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到他家。“范老，晚上还没休息？”高颧骨凸额头的白贵德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大声说道。
范书鸿正在堆积如山的桌子上拱出一点空看稿，闻声连忙站起，摘掉眼镜，笑着招呼：“老白，你来了？”他感到事必非常，白贵德从未来过，同时想到那朵红蓝两瓣的花。
党委副书记嘛，当然应该经常来。不过，知道范老在家忙于学术研究，平时还是少打扰的好。你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我是理解的，物质条件多艰苦你们都不在乎，你们最需要的是时间，保证你们的时间是首要的。啊？不过今天，范老，看来要打扰您一下，有重要事情。“这位是市外事办的显纪民。”他介绍道。
年轻人左右看看：“范老，您居住条件很拥挤啊。”
“是啊，老同志德高望重，对个人困难很少提。而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对他们关心太不够。范老的住房问题我在所里提了几回也解决不了。好了，范老能忍受这条件，我们也应该能习惯。来来来，咱们就这样挤着坐吧，来个促膝谈心。”白贵德反客为主地招呼道。
三个来客在一片拥挤中分别坐在椅子上、床上。白贵德坐下得随便，显纪民坐下得平和，女秘书坐下得拘谨。
来自外事办的年轻人拉开文件夹看了看，说明了主题：有位西德著名记者，叫希恩斯，想来采访范书鸿：“他认识您。您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时，他见过您。”
范书鸿点了点头。
“我这次来，只是把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一下，使您大致有个底。”年轻人对范书鸿很尊敬，同时带有职业的优越感和熟谙业务的自信，尤其显得平和稳重，不慌不忙。
“关于这位记者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希恩斯今年四十三岁，来过中国访问，‘文化革命’中和‘文化革命’后各来过一次。他的妻子有一半中国血统。希恩斯本人的政治态度，主要说他对中国的态度，不属于那种特别友好的，用咱们通俗的说法，”显纪民笑了笑，从表情到话语都卸了两秒钟官腔，露出一丝年轻人的随便劲儿来，“不是亲华派，但也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比较中立。当然也有偏见，那是属于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看问题的角度和咱们不一样。
“他这次来中国，有一个多方面的采访计划，要找几位知名学者，包括您，着重想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状。这些方面范老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年轻人温和地笑了笑，“我们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既充分肯定我们各方面的进步、成绩，同时也不讳言我们某些方面的不足。”
“你光说好话，别人也不相信嘛。”白贵德呵呵呵笑着，添了一句。
年轻人感到这话添得并不自然，他脸上浮着宽容的微笑，等白贵德难听的笑声过去，又从容地接着说道：“要有思想准备的是，他可能会提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希恩斯提问题的角度往往比较刁。当然，范老是有经验的。比如，他会问到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涉及国际国内各方面政策，政治，外交。您是历史学家，还可能问到您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等一些人物的评价，您研究过宗教，又可能问到宗教政策问题，如问：你们允不允许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等等。凡是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坦诚谈出自己的看法，但在原则上，要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
范书鸿点点头，他懂这个。
“另外还会问到许多情况，如知识分子目前的生活、工作、待遇等等。这些嘛，我们当然也是实事求是，以诚待人，不说假话。但是，”年轻的外事干部又卸了两秒钟官腔，近人情地笑了笑，“不说假话，并不等于任何真话都可以无限制地说，总要有所选择吧，咱们平时人与人相处，话说几分也要看对象嘛。”
“总之，要让对方形成一个全面的看法嘛，哈哈哈。”白贵德又添着话。
范丹妮陪母亲从外面散步回来，听见最后的谈话。爸，要干什么，接待德国记者采访？“以诚待人，不说假话？这就是句假话。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不说假话的。”
显纪民不介意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