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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南不言语了。他已有过体验，也能够想象。
“还有，你自我估价过高，以为转到思想领域就能成为批判传统文化的旗手。但实际上，”陈晓时顿了一下，“你在这方面，无论是广博性，还是深刻性，都是有欠缺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有足够的思想敏锐，但如果专门搞学问，进行文化批判，你便丧失了优势。你对许多学科还比较陌生，这也将破坏你的决心。”
“这是主观方面因素……”
“学识和才能是主观的，但对于你要行动的决心来讲，它同时又是客观情势的一部分，因为你的学识又意味着你在整个社会的知识中占有的等级、地位。”
“我可以学习，弥补我的不足。”
“然而，你是想做一件超越一般水平的事情，对吧？当你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远不够领先，而别人走得更快时，你又怎样呢？”
李向南沉默了，海的浪涌重重地压下来。
“你还有一种情绪，也许你不愿意承认，觉得自己分量很重，你被政治上搞垮了，是时代的损失，许多人都会为你悲愤。其实你垮了，对于社会并无什么大影响。可能有些人暂时为你惋惜不平，那也极有限。就说你们县里的老百姓，过几年他们生活好过了，也便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又比如文敏、向东是你的弟弟妹妹，可我看，就连他们对你的命运也并不看得太重。明天批准文敏出国留学，她明天就走了，并不会为你而留下不走，生活就是这样。
“你搞自我解剖，我支持。社会上的人都搞才好呢。然而，人的反省、忏悔都是很有限的。失败的民族自省，失败的人自省。失败一过去，自省也就基本消亡，都是为现实活着。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在战败成为历史后还真正忏悔的？忏悔，好像是忏悔过去，是过去时，其实那恰恰是现在时，是因为现在的处境而忏悔过去。现在的处境变了，也便毫无忏悔了。”
“那你对我今后的估计呢？”
“除非还有一个有力得多的情势加在你身上，你才可能成为卢梭第二。如果没有，你这么悲愤一下，慷慨一下，想这么干，那么出路，然后呢，你会正正常常地生活下去了。也许没有你最初想得那么好，但也不像你悲观时想得那么坏。”陈晓时看了一下桌上的手表，打算结束谈话：“向南，最终会证明，你目前写不出卢梭那样的《忏悔录》来。退一步说，假设你写出来了，又有多大影响？因为你本身没有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谁会对你的自传感兴趣呢？曹雪芹没有自传，但有一部《红楼梦》，人们拚命研究他；倘若他没有《红楼梦》，只有一本自传，谁去理他？”
“如果我放弃写这本书的计划，去研究传统文化呢？”
“那我欢迎。但你要正视一点：那你将更没有优势了，许多人比你先行。你是否能甘心在这支学术队伍中做普通的、而不是领先的一员呢？”
秦飞越是妹夫，关系比向东远些，说话也就客气些。他刚才一直闲散地转来转去，现在，放下二郎腿随随便便地讲了话。他对李向南的自我解剖不感兴趣。人为什么要这样紧张力巴地活着，不会舒服点？李向东如此雷劈电闪也让他感到生硬。想起在工厂劳动时机器咔噔咔噔地切断钢筋了。人就该云一样“信天游”。像自己，坐着藤椅，偶尔抽支烟，目光淡淡地东溜溜西溜溜；穿的是花绸褂肥裤子，趿拉着拖鞋，大脚趾和二脚趾搓来搓去。怎么自在怎么来，全不管旁人什么看法。浑身上下没有一条肌肉、一个关节是绷紧的。一辈子也轮不上他得心脏病、血压高。瞅李向南、李向东兄弟俩，真是一父之子，黑瘦干硬，从身体到心理都紧绷绷的，真让人替他们难受。要说话还不容易，顺口就有了。我是山野村夫，生性疏懒，随便说上几句。你要解剖自己，目的是解剖中国的历史文化，对吧？天下万事都要重点突破。我看，你的重点在政治文化。你是吃政治饭的，作这个解剖最有典型意义。我最近又随便翻了一些史书，本人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是这样十三点：一，大一统思想；二，一元化思想；三，贤君良臣思想；四，清官思想；五，正统愚忠；六，宗法思想；七，官本位和政府本位；八，伯乐思想；九，草民思想；十，不患贫、患不均的小农平均主义；十一，中庸之道；十二，无为而治；十三，重权柄，尚阴谋，远交近攻。这些传统思想，我看，向南，你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中国的干部哪个人头脑中不是这一套？好好解剖吧。
传统政治文化？自己身上都有？一个好题目。一连串的浮想。秦始皇，长城，汉高祖，汉武帝，苏武牧羊，诸葛亮，丞相祠堂，唐太宗，朱熹，一支正在书写的大毛笔，包拯，衙门前的惊堂鼓，孔子，“四书”“五经”，李自成，洪秀全，烈火熊熊中奔驰而过的农民起义军……张良青衣长袖仗剑而来，要和自己握手……八岁时，父亲去南方度暑假，县里的干部对父亲夹道欢迎。一次次照相留念，一排排或站或坐，父亲总被尊敬地拥在第一排中间，他自然站在父亲身前，也享受着中心的地位。人们都看着他们，冲他们鼓掌。照相机也对着他们，喀嚓，喀嚓。他情不自禁说了一句：嗨，我爸爸成主角了。爸爸嗔责地瞪他一眼，胡说什么？会议厅转圈坐满了人，父亲坐在前面，长桌上铺着红毛毯，放着麦克风。父亲谈笑风生，又威严又风趣，话讲得真棒。人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自己也跟着用力拍手。他为父亲感到骄傲，脸上放光。吃饭了，一桌桌人向父亲敬酒，还俯身敬他：向南，来，叔叔和你碰一杯。来，向南，叔叔也敬你一杯。他兴奋得小脸发烫，小手举起酒杯，晃着去碰……李文敏又说什么？哥，你太重仕途。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中国的文人历来把做官当第一志愿。……还有，生活方面，爱情婚姻，你也太考虑仕途功利。政治上当革新家，其他方面向现实适当妥协，减少阻力，这有道理。可要过了分也就没意义了，你过于古板了。……
他想了想，抬起眼看着陈晓时：“假如我现在作人生咨询，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呢？”
“我今天讲的话可能对你有点震动，但我估计，你的性格必然使你反对它。你还会咬着牙去剖析自己，去写书，要推翻陈晓时的断言。那么，你再试一试，在这过程中你会再一次发现：人遮掩自己的保守性是很强大的，你没有力量完全破除它。但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它。你会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虽然不能写出卢梭式的《忏悔录》来，对你仍是极有益的。我希望你达观地生活，至于具体做什么，你会比我更清楚。生活还会给你提供机会的。”
陈晓时讲得很诚恳，李向南感到了，他甚至有些感动——他很少被男人感动过。一瞬间，他陷入恍惚。
童年的自己在绿色的田野中奔跑，因为刚穿上妈妈织的一件红色新毛衣而高兴。他喊，他叫，他眼睛盯着一对对在阳光中翩翩飞舞的蝴蝶，停落在黄黄的油菜花上。他小心翼翼走过去，一次又一次要捕捉它们，都落空了。走来了一个大人，瘦瘦的，虾一样弯下腰，大人的头发刺楞着，眼睛快活地眨着。他的牙很白，脸上有个疤，手很黑，手指很长，他比划着说：“我帮你逮蝴蝶吧？”自己当然很高兴。“把你的毛衣脱下来，我去帮你抓。”毛衣脱下来了，那个大人挥着毛衣向蝴蝶扑去，蝴蝶扑楞楞飞着，他挥舞着毛衣喊着，跑着，拐过一片小树林，不见了。不知等了多久，那个男人再也没回来。他在田边直等到身上发冷，嘴唇发紫，他回家了。妈妈说：他把你的毛衣骗走了。
他梦见自己是个小婴儿，躺在摇篮中，摇篮在河水中，水波绿绿的，妈妈坐在浅浅的水中，轻轻摇着摇篮，还哼着歌。他躺在摇篮中，身体很不舒服，很冷。妈妈的手抚摸着他，抚摸到哪儿，哪儿就舒服了，暖了，他睡着了……
“你在想什么？”陈晓时在问。
“噢，”他从恍惚中醒悟，“走神了，想起童年的一件事，还想到一个梦。”
“能讲给我听吗？”
“没太大意思。”他讲了。
“这很有意思。”陈晓时听完，看着他说，“你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吗？”
“是，我常常梦到她。”
“向南，”陈晓时关切地问道，“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很大的渴望，愿和人坦率谈点什么？”
李向南迎视着他，半晌答道：“我非常想这样。”
沉默了很长时间，陈晓时走到李向南跟前真挚地伸出手：“向南，欢迎你以后经常来……另外我还有个小小建议，你现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我为了发现更多的机会，每天上班都要求自己尽量不走同一条路线，生活的偶然性是很丰富的……”
他在雍和宫内孤独地走着。
几天过去了，一切如陈晓时所言。
这一次自己是真的崩溃了？
一抬头，顾小莉挽着个年轻人出现在面前，小伙子挺拔英俊。
“这是李向南。这是楚新星，小说家。”小莉脸略一红作了介绍，楚新星合时宜地走远了几步，背对着他们仰头观看着殿堂。
小莉走近李向南：“我最近想去大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我……还想把一些事情，包括咱们的，重新考虑一下。”
第二章
金象胡同一号。
大四合院内一切照旧。东院十户，西院十户，夹院四户，小北院四户，一共二十八户，一百七十九口人，每天照常起床，做饭，外出，劳作，吵闹，哭喊，有电视的看电视，没电视的喝茶抽烟聊大天，当老师的判作业，当学生的做作业，地儿宽的，大人孩子各有各的桌儿，地方窄的，趴凳子趴床，关灯了，再干黑了灯的事。单老头还是每天早晚开关大门，看电话，收奶费，收报纸邮件；东方飙还是天一亮就精神抖擞去公园教练太极拳；屠泰还是挂牌门诊；谭秀妮还是吱吱嘎嘎推上小车去卖冰棍；庄韬还是在中学当校长，到处作报告；桂大婶还是每日的说说道道；窦大妈还是一有空就蹲在水龙头旁洗东西；水龙头旁从早到晚还是难得断人。单小兰死了，议论了一阵便不议论了。谭秀妮原准备和在监狱的丈夫打离婚，经过众多的说服工作，又把上诉撤了回来，人们也便不当回事。旧的事过去了，新的事也还有发生。
东院十号住着惠奶奶一家。三间朝西的东房，三代七口人，隔院和谭秀妮家打对面。她家是东院三号，所以惠奶奶少不了安慰秀妮，照顾她半瘫的大姑和两岁的儿子。南边侧对着单老头家，所以少不了和单家老两口拉拉呱儿。东院的号是这样排的：南房最靠东，是一号，单老头家，然后顺时针转，南西北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惠奶奶，东房最靠南的家儿，和单老头家首尾相邻，中间隔着大院门。
那边西院的号也是这样排的。夹院只有一排朝东的西房，由南向北，一二三四。小北院只有一排北房，由西向东一二三四。理论上都合乎顺时针次序。
惠奶奶今年七十多了，三间房，中间是厅；右边一间，她带着一个五岁的孙子（三儿子的） 、一个六岁的外孙女（三女儿的）住；左边一间，是她的四儿子住：小两口，两个孩子。惠奶奶解放前生了四儿三女，丈夫是国民党，1949年带着大儿子跑到台湾去了，再无音讯，剩下的三儿三女都在国内，最小的四儿子现在也三十三了。她一个人拖儿带女怎么过？改嫁了一回，是延安来的干部，日子好过了，又生一女。偏偏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斗死了。她老了，儿女又大了，也便寡居了。让她难过的是儿女们都嫌弃她，除了把孩子寄托在她这儿的（孩子的生活费是另外的），每人每月只给她五元钱。他们说：我们一人五块，七五三十五，够花了。住在一块儿的四儿子也是单另过。她知道儿女们现在家境都不错，有彩电，有冰箱，有的还有地毯，自己这儿只有床，破桌子，旧式座钟，可她还想得开，人老了，要那些干啥？儿女们偶尔来了，她还要掏出积蓄买菜买酒，招待他们吃喝，心甘情愿。
这两天惠奶奶这儿一下热闹开了，大儿子有音讯了，在美国，要回来探亲。人还未到，钱先寄来了，一万美元。国内的七个儿女都从四面八方——北京的，沈阳的，青岛的——围了上来。有的搬来了自家的彩电：妈，您看吧。有的送来了洗衣机：妈，您用吧。有的送来了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