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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阖着眼睛望着她，她可没有发觉。她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望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阳穴都露在外边，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儿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发僵。她非常热心的照顾着克利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她女仆的身份和阶级的区别。
等到他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她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妮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她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看得出来）她是不说的。她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利斯朵夫只知道她是布列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她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难猜到他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她的傲迫使她一声不出的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她肚里可完全明白。另外她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检定试验，那是她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她负担。她做活非常卖力。
“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克利斯朵夫问她。
“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噢！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
“那末是工钱太少了？”
“也不是的……”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的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票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的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的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忽忽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的净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象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品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生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手摇风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象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象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末充时髦，也不象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其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封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蒂，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末一个人过着象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的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的发见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分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做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罢，〃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象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的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有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拚命的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直要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教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她替克利斯朵夫预备晚餐：毫无声响的，很体贴的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她便一声不出的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克利斯朵夫唠唠叨叨的讲到他年老的母亲，把西杜妮听得感动了；她设身处地自比为孤苦伶仃的留在本乡的鲁意莎，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慈母般的温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也努力想解解他天伦的渴望，那是一个病弱的人感觉得格外迫切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他有时向她吐露一部分艺术家的苦闷。她很温柔的为他抱怨，同时看他为了思想问题而悲哀不免认为多此一举。这一点也使他想其他的母亲，觉得很快慰。
他想逗她说些知心话；但她不象他那样肯随便发表。他说笑似的问她将来要不要嫁人。她照例用着听天由命和看破一切的口气回答说：“给人当差的根本谈不到结婚：那会把事情搅得太复杂的。并且要挑到恰当；而这又不是容易的事。男人都是坏蛋。看你有钱，他们就来追求；把你的钱吃光了，就掉过头去不理啦。这种榜样太多了，我还想去吃这个苦吗？〃——她没说出她已经有过一次毁婚的事：未婚夫因为她把所挣的钱统统供给她的家属，就把她丢了。——看见她在院子里很亲热的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在楼梯上碰见他们又很热烈的拥抱他们，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想其他认识的一位太太，觉得西杜妮既不傻，也不比别的女子丑，倘使处在那些太太们的地位，一定比她们高明得多。多少的生命力被埋没了，谁也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地球上却挤满着那些行尸走肉，在太阳底下僭占了别人的位置和幸福！……
克利斯朵夫丝毫不提防。他对她很亲热，太亲热了；他象大孩子一样的惹人怜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神气很颓丧；他以为是她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她推说有件事要做，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又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对她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她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她跟他的说话更拘束了。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他问她，她赶紧说没有；但她继续跟他疏远。又过了几天，她告诉他要走了：她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她说些冷冷的，不大自然的话，感谢他对地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康健，然后和他告别了。她走得这样突兀，使他惊异到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她离开的动机，她只是支吾其辞；他问她上哪儿去做事，她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在房门口，他向她伸出手去，她兴奋的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她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她走了。
他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走的。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阳。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的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教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