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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片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①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②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①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②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象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象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①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象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①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象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象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的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办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跟身跃出的时候，①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①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一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象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起，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象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象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象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定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其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