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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然后还用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也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都是裁在盆里，时刻准备着参加一年一度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肉眼不易察觉的金属线圈定型，以保持其优美的形态。
当杉本夫人亲自摘掉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心情是欢悦而纯真的。那些经过修剪的菊花，其花瓣一旦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就显现出满心的欢悦。但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并怀疑“羞耻”感在社会中的能量，那将无疑会破坏人们生活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人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提出新的观点、构建新的道德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人不能指望着日本人能立即吸收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悲观地认为日本永远不可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体系也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生活了“二代”的日本人已经对本国道德方面的知识和实践非常陌生了，他们骨子里也没有必须要遵守父辈们习惯的想法。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
也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自制和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即使不经人工的修剪照样可以秀丽多姿。
在这种崇尚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还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生活的平稳。其中的一种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负责擦净自己“身上的锈”。如同持刀者有保持刀的光洁的责任和义务一样，人们也应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勇于承认并接受与自己相关的一切后果，这可能是由于他身上固有的缺点所致，也有可能和他的立场不坚定以及做事的力度不够有关。在日本，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要求要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刀不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梦想和责任感的比喻。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经把这种自我负责的品质融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已经“放下刀”了，投了降了，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仍将继续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始终保持洁净的光芒。以日本人的道德观来衡量，即使在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里，刀作为日本国一种象征仍然是不能丢弃的。
第七部分第73节：投降后的日本人（1）
⊙日本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但他们还会关注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动态。如果没有失败，日本将再次燃起好战的热情。如果也失败了，日本将汲取教训，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不会带来荣誉。
美国人经常以自己在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而自豪。1945年8月29日电台颁布了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陆军、海军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此项政策的实施情况。然而，由于美国报刊、电台中到处充斥着具有明显党派特征的褒贬不一的评论，因而普通老百姓也对美国为何以此政策引以为荣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只有极少数通晓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够判断目前美国既定的对日政策是否恰当。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盟军对日本占领的性质问题。战胜国对现任政府乃至天皇是应该保留还是应该废弃？是应该由美国的军政官员直接对日本行使县至县、省至省的行政管辖权吗？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采取的方式是在当地建立盟军临时政府（A。 M。 G），并将它作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则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的手中。那么；在日本投降后；太平洋区域盟军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希望在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占领模式。日本方面不知道自己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权。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盟国必须对日本领土上部分地区进行有效占领，以此来确保盟军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彻底清除日本国内残余的煽动日本民众发动世界战争的黑暗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向麦克阿瑟部队发出命令，要求麦克阿瑟部队严格执行上级对上述各种问题的指示。日本战后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将主要由日本国民自己负责。“最高司令官可以通过日本政府甚至是天皇来实行对各个行政机关的管辖权，但前提条件是这样做有助于美国在日本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日本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因而，以麦克阿瑟为核心的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方式是与盟军对德国或意大利的占领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它纯粹是一个对日本各级官僚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是直接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日本内阁大臣对这个目标持否定意见，他要么提出辞呈，要么说服最高司令部采纳他的意见，并对工作目标进行修改。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个政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所说的那样：
“充分利用日本的本国政府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不让日本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那我们势必要亲自统辖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复杂的管理机构，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是截然不同。通过对日本政府的净化并加以合理的利用，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在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需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即可。”
然而，当华盛顿在准备制定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许多美国人还很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桀骜和敌对的态度。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用那些关于战败民族政治、经济方面的一般道理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这种“善意”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要血洗现实战败的耻辱，并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家政策。而日本人之所以能欣然接受，这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的特质文化所形成的特别的国民性格。
美国人总是在永无休止地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宽还是严，而在于把握好一个度，恰如其分的惩罚不仅能摧毁日本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模式，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最终应选择哪种手段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影射在家庭生活中，而且还深深地扎根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因而对德国限定一定的媾和条件是非常必须的。而在对待日本时，任何明智一点的条款都应该注意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媾和条件上的不同。与日本人不同，德国人从不认为自己欠了社会和历史的债，他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偿还无休无止的债务或恩情，而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者。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父亲也是权威的代表，人们常说，父亲就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要是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他就会觉得不舒服。在德国每一代人中，儿子在青年时期都是反对父亲的。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最终还是与父母一样向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屈服了。人生的高潮期毕竟还是性格叛逆的青年时代。
日本文化中并不存在那种所谓极端的权威主义问题。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是在西方人很少见的。日本小孩认为儿子与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经常公开地炫耀自己的父亲。因此，只要父亲声调稍有改变，他们就能马上领会父亲的意思。但是，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的形象，儿子怕父亲更主要的还是由于青年时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在世人眼里，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因为父亲作为等级制的代表和特定生活的产物，在这里已经被物化了。
第七部分第74节：投降后的日本人（2）
儿童在孩童时代与父亲接触中所养成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已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等级制上层、倍受他人爱戴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基层官员在决策时都有顾问或其他隐蔽力量在幕后操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超国粹组织的代表黑龙会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作了生动贴切的描述。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它的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了。”①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在下面则是大家不易察觉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在偏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我们发现人们仍在努力使专制和强权继续盖着神秘的面纱，人们仍将一切行动继续说成是出于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这个象征性的东西早已被排除在实权范围之外了。一旦揭开这种力量源泉的面纱，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这种做法太功利了，太与现行的体制不相称了。这种看法同日本人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是由于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社会，因而他们深信不革命也可以改善和消除社会上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并不想让整个社会都支离破碎，而是希望在不完全抛弃现有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一次全新的变革，就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为“维新”，即对现状进行改良的意思。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日本的形势：他们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有的则过分高估了战时日本地下力量的能力，还指望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夺取政权；还有的甚至希望日本战后的激进力量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保守派代表币原（Shidehara）首相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曾公开发表了以下言论：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尊重全体国民的意志的民主传统，……。自古以来，天皇就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己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而我们当今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上述日本政府对民主所做的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却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扩大国民的民主权利、改善国民的福利。
当然，日本也会尝试引进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神丹妙药，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日本要推行普选是困难的，而要确立起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也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当出现这些问题后，日本人却靠着自己不断的摸索、修改和完善，最终也达到了类似美国的民主。因而，现在就有一些美国人愤恨地说这场战争是白打了。美国人一向都是对自己的民主机制深信不疑。但是，在漫长的日本战后重建时期，普选充其量也就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次要的位置。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第一次试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那些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书中记述的传统问题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些甚至会付出个人生命的激烈竞选活动中，其实并没有搀杂什么个人仇恨的因素；人们在议会中的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会出人预料地大打出手也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不和。政治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党派、利益集团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而每一个党派或集团的忠诚追随者都会把每次政治变故看成是另外一种的战争——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