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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膺望着起了火的前门，惊慌了一阵，就平静下来了：前门着火，说明乘着东南风，火势在
向西北蔓延，在前门东南的打磨厂，也许能躲过这一劫？再说，皇城的正阳门都着火了，官家还能再坐视不管？
所以，戴膺仍是叫大家全神待命，不要冒失行动。
那一夜，戴膺和京号的全体伙友，就那样坐守待旦，没有弃庄逃难，也没敢丢一个盹。到天将亮时，火场总算熄灭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当然也更佩服戴老帮的临危不乱。
6
天成元京号虽然躲过了这场了大火，但第二天却没有开门营业。事实上，从五月十八这天起，它就再没有开业，直到两年以后。
这也不光是天成元一家，京师金融业的所有商号，包括票庄、账庄、钱庄以及典当铺，在前门大火后，差不多全关门停业了。因为在这场大火中，京城的二十六家炉房，都被烧毁。
炉房，是那时代金融界的一种重要行业。简单说，炉房就是浇铸银锭的店铺，类似于现代的造币厂。
那时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须铸成法定的三种银锭。最大的一种，重五十两，为便于双手捧起，铸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形，俗称元宝。其次为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俗称小元宝，但通常都铸成秤锤形。最小的一种，称做银锞，或三两，或五两。这三种银锭之外，还有更小的碎银，轻重不等。
因为白银易于磨损，使用稍久就会分量失准，所以银锭得不断重新浇铸。各地银锭的“平色”又有差别，外来银锭也需改铸成本地通宝，才好流通。特别是出入于各省藩库及中央户部的银锭，更得铸成“平色”统一，留有“纹印”的“官宝”。所以，各地的炉房，就成了金融业中的上游行业，实在比现代的造币厂还要须臾不能开。不拘你做什么银钱生意，不经炉房新铸的银子，真还没法流通。
早先的炉房，都是民商开办，当然得由官府发执照。到晚清时候，官府也开办了“官炉房”，铸造“官宝”。
京城的官炉房，加上有执照的民商炉房，到庚子年间共有二十六家，全都聚集在前门外的珠宝市。五月十七这场大火，吞没了珠宝市，二十六家炉房没能剩一家。
炉房全军覆没，等于把京城金融业的上游给掐了，下头谁家能不给晾起来？
当然，前门大火后，京城的金融商号跟着全都关了门，也是因为大家对时局已经完全绝望。
反正局面已经乱得无法做生意了，又出了这样大的灾祸，还不乘机关了门，避一避？
前门大火后，西帮汇业公所很快有过一次紧急集议，大家都主张尽快从京师撤庄，暂回山西避难。但将这样的请求报官后，户部竟不予批准。
咸丰初年，为避洪杨之乱，户部过早准许了西帮票商携带巨资，撤庄回晋，一时造成京城市面凋敝，很受了朝廷非难。那时，户部也未料到，西帮票号一撤，京师金融的一大半江山，竟给他们带走。这一次，户部当然不敢轻易准许了，谁敢担这样的责任！而且，珠宝市炉房全毁，京城金融已是一片混乱，哪还敢再叫西帮撤走？
撤又不叫撤，留下，你朝廷官府又保护不了，义和团说烧就把炉房给全烧了，留下这不是等死吗？
可这样的怨气，跟谁去说？
皇城正阳门被焚，清廷也受了震惊，再次严令下头查禁义和团的横暴行径。可怜这样的严令，已经不能生效。义和团不但未有什么收敛，反而扬言要焚烧外国公使馆。
这时的京师，已经是义和团的天下了。不但满大街都是拳民，三五成群，持刀游行，许多王公世爵也把拳团的大师兄，迎入府第，殷勤供奉起来。这时义和团散发的揭帖，已经是直指洋鬼子了：
兵法易，助学拳，
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路，把线砍，
旋再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吉、俄罗势萧然。
所以，义和团说要焚烧外国公使馆，朝廷也怕了。只得通告东西洋各国公使，请暂时回国避一避。
东西洋各国见清廷已压不住京师局面，早在五月初就提出蛮横要求：准许他们派兵进京，保护公使馆。日本使馆的书记生被杀后，东西洋各国更强横提出：让出天津大沽炮台，以便更多外国军队登陆，进京保护各国公使馆和侨民。现在，你叫人家回国避难，哪能答应？
五月二十一，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
五月二十四，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附近被清兵击毙。
第二天，清廷颁布了《向各国宣战谕旨》，明令将义和团招抚成民团，“借御外侮”。当政的西太后所以下了决心，向洋人宣战，据说是在大沽失守后，接到了谎报：各国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这不是戳在太后的心窝上了！这种谎报，不用问也是端郡王载漪一伙弄的勾当。
朝廷宣战后，怎么战法？不过是叫庄亲王载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京城的义和团，再加上董福祥带的一些甘肃兵，去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这一围攻，就是五六十天，久久攻打不下。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功，这时也不灵验了，使馆区射出的洋枪洋炮，还是一片一片将拳民打倒，血流成河。
京城已乱成了这样，官府哪还顾得上给你保护商家！户部虽然不叫西帮撤庄，但珠宝市的炉房也根本无法修复，金融生意就是不想歇市，也得歇了。
天成元京号的戴膺老帮，见京城局面一天比一天险恶，当然也是加固了门户，购买了刀械，还雇了位相熟的镖局武师，驻进字号。生意既不能做了，伙友们只剩了一件事：日夜轮流保卫字号。
字号里最值钱的，当然是账簿、票据。现在已从容作了处置，该匿藏的，精心作了匿藏；必须携带走的，也作了精简、伪装，到时候，说走就能带走。
戴膺感到不大好处置的，还是银窖里那将近八万两银子。对于京号来说，八万两现银，不是一个大数目的存底。去年年底大合账，库底刚刚清了，今年又遇了这种乱世，生意清淡，所以现银的存底实在不多。但经历了前门大火的熬煎，才知道突然出个事，这八万现银真还不好带走！票号走票走惯了，突然要走银，真还得多费心思。眼下京师已成孤岛，信报电报都不通，往外调银只有请镖局。可这么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一家镖局肯揽这种危险的营生了。银市一停，放贷已不可能。再说，商家都岌岌可危，轻易又敢放贷给谁？
戴膺经几天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京号全体伙友，都可以向京中的亲朋好友，出借银钱；以字号的商银或个人的私银出借，都成；写不写利息，也都成；往出借多少，字号给你支多少；日后时局平静，能收回多少，算多少，收不回的，绝不怪罪。
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都不敢相信！
西帮票号本来有铁规的：在外驻庄的伙友，从老帮到小伙计，都不准个人与外界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是私下里既不能借外人的钱，也不能借钱给外人。为了这条号规，伙友驻外期间，字号只发给有定例的一点零花钱；辛金，身股所得红利，都是下班回到山西后，由总号发给。平时在外，谁也没有自己的私蓄。一旦查出谁有私钱，那是要被立马开除出号的。
所以，初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敢相信？这不是叫大家违犯号规吗？
而且，那样优待的条件，简直等于是拿了字号的银子，到外面去白送人！
但戴老帮毅然决然说：“这事由我做主，日后老号、东家怪罪下来，与各位不相干。现在遇非常之变，所以要有非常的应对。看京师局面，我们就是拼死守卫，只怕也保全不了这八万两银子。与其如此，还不如借给京城的朋友，日后就是收不回来，也算是花钱买了许多人情。这总比被歹人抢去，要强得多！”
这样一说，大家才明白了些。
“再者，及早处置了这八万现银，我们也可一门心思来自卫保平安了。遇此非常战祸，作为领庄人，我拼死守卫的，首先还是各位同仁的平安。老号把各位派到京号来，能不能建功立业先不说，我总得叫各位能平安下班，有个囫囵身子回到太谷吧？”
戴老帮这几句话，更说得大家心热眼湿了。
结果，没有几天，天成元京号就不动声色将八万两存银处置了。说是借给了亲朋好友，其实也都是京城的一些“关系户”，做生意用得着的一些老“相与”。因为大家在京城既无家室，也无私蓄，实在也有不了几个私交。
这样周济京中的亲朋好友，当然还是戴老帮和梁子威副帮借出去的银子多：毕竟他们在京交际广，常拜的衙门也多。除出借给私人外，他们也暗暗张罗着，借给户部和顺天府几笔官债。
天成元这一仗义之举，果然在危难之时为下了朋友。京城的金融业瘫痪后，许多人拿着银票无处兑钱，正犯急呢，真难为天成元还能记着他们。这些受了优惠的朋友，当然是感激不尽
，多少年后说起来还是念念不忘。
戴膺这一着棋，随着时局一天比一天险恶，更显出其英明来。
京城的西帮票号同业，虽然也都关了门，在竭尽全力保卫字号，但对京师局面却有不同看法。大多老帮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尤其是几家大号，一直以为京师局面总不至坏到塌了底。
朝廷虽然对洋人宣了战，可也不见调集各地兵马开赴津门。像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袁世凯这些疆臣重镇，不但按兵不动，还都在紧急上奏：怎么能向东西洋这么多强国同时宣战？一国尚不敌，如此刺激众强国联合起来，一齐来犯大清，实在是鲁莽失当！听了这样的消息，许多老帮还以为，与洋人这一仗不会真打，至少是不会打到京城来。
蔚丰厚的李宏龄老帮，素有毒辣的眼光。可惜他正回山西歇假，不在京城。日升昌的梁怀文和蔚字号的在京老帮，也对京师局面抱有幻想。这更影响了许多老帮。
既认为乱局不至乱到穿帮塌底，各号就在一味拼死坚守，大多没有做弃庄撤离的准备。不但字号里的存银未作紧急处置，就是对账簿、票据，也没有作大的应急处理。等死守到七月，京师陷落，朝廷出逃，天塌地陷一般的大劫难降临时，真都抓了瞎。临时起了巨额现银出逃的，没有不被抢劫一空的。许多京号连账簿也没有带出来。蔚泰厚是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前夕，起了十万两现银往出逃，只行至彰仪门，就遭到抢劫，一两银子也没留下。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五月六月间，对京师局面未存幻想的，除了天成元，只有乔家的大德通等少数几家。不过，大德通的周章甫老帮，也还没有戴膺那样的魄力，散尽存银，轻装应变。周章甫倒是早作了收缩，字号存银不多。
到六月十八，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消息传到京师，大多票号才慌了。洋人能攻下津门，京师大概也难保。但这时再张罗着做撤庄的准备，已经不太容易了。特别是处置各家的存银，真是运也运不出去，贷也贷不出去，还是只有死守。
戴膺听到天津陷落的消息后，倒是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尽快从京城撤离。他们说走就能走人，已经没有太大拖累。需要妥当谋划的，只是选哪条路回山西，路上又如何对付义和团。
走南路，路过的涿州、保定、正定，那都是义和团的大本营。走北路，打听了一下，南口，延庆，怀来，直至张家口，也都成了义和团天下了。既然都一样，何必走北路绕远。
在天津陷落前，戴膺已经和伙友们密谋了一个出逃方案：大家装扮成贩卖瓦盆瓦罐的小商贩，三二人推一辆装瓦盆的独轮车，慢慢往山西走。这种卖瓦盆的小商贩，本就游走四方，又都是卖苦力的，义和团多半不会找麻烦。瓦盆瓦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用怕拦路抢劫。而瓦罐里，也正好藏匿必须带走的账簿和盘缠碎银。这样推车走千里，虽然苦了大家，但路上平安得多。
在这种时候，还能说苦？
伙友们都说：“别人倒好说，就怕戴老帮、梁副帮受不了这份罪。”
戴膺说：“我不想受这份罪，难道想等死！”
真是也没有选择。
因为早定了这样的出逃方案，买来推车、瓦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