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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落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1928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省等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汗。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了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椎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丁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锡山、白崇禧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彼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锡山、白崇禧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了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