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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又加反对。一方面，在蒋介石的容许之下，汪精卫和黄乳活动与伪满通邮通车；但“CC”的这个刊物，却又故作姿态，表示反对。
他们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套理论，然后在各大学选择一些学生，拿这套理论同他们谈，同意那种论点的，便吸收为基本分子，再由他们去找同学、同乡等发展组织。就这样，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铁路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等校，吸收了七八十人。这些人都以5人至10人为一个小组，每两周举行座谈会一次。座谈会均由张厉生亲自主持，并灌输反共拥蒋思想。
1934暑假，在张厉生的策动下，以上述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由胡梦华任主任，到江西去考察“剿共”实况，同时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接受法西斯思想教育（除了不参加军事训练、军事技术理论和小组讨论外，其余活动一律参加）。这个团离开庐山后又转往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正堂”加以招待，张道落在会上讲话时说：“谁有表扬，谁就有将来”；“现代青年的道路，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道路”；“拥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胜利，是时代的胜利”；极力鼓吹法西斯运动。
在组织“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诚社”分子又在北平鼓动这年暑期毕业的大学生，组织“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并派人往南京向教育部请愿。
他们一面动员学生去受拥蒋反共的法西俾教育，一面又发动毕业学生往南京请愿，这种情形似乎矛盾，似乎难于解释。
实则不然，因为其时北平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学生逢于民族危亡，正从事于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CC”在这个时候叫学生组什么“职业运动大同盟”，正是要转移目标，欲以学生的职业运动，代替学生的革命救国运动。又因当时的行政院长是改组派的汪精卫，教育部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毕业学生去南京请愿，不但直接打击到的只是汪精卫、王世杰而不是蒋介石，且可拿汪精卫、王世杰来做蒋介石的挡箭牌。再则“CC”本来就与改组派和政学系争权，尤其为抓知识界和青年，久已就想争教育部长，如果因此而打击了汪精卫、王世杰，不但对蒋介石无损，且对“CC”有利。他们这样的搞法，正是一石数鸟的“妙计”。
到了1935年冬，北平爱国学生为了反对冀察特殊化，反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反共自治”，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展开了热烈的革命爱国运动。于是“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和师大教授杨立奎等，便策动该社在北平各校的分子，对学联进行捣乱和破坏。“诚社”的北平首要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等，也策动该社分子与“复兴社”分子共同活动。他们这种破坏活动一直继续下去，到了北平学生展开“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时，就向北平反动当局编送进步学生黑名单，并帮助进行逮捕工作，发展成为明日张胆的特务活动了。
1936年1月，“复兴社”的头子贺衷寒、刘健群等，认为吴葆三、杨立奎等破坏学生运动有功，叫他们挑选“有功分子”，组织“献剑团”，到南京去向蒋介石献剑。吴葆三又与“诚社”的李白虹、张光涛商量，结果决定：由“复兴社”选30人，“诚社”选20人，共同组成“献剑团”前往。献剑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叫参谋长吕超代其受剑，选贺衷寒代其讲话。演完了这幕话剧之后，贺衷寒、刘健群又向蒋介石建议乘机召集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于是1月15日，200余人又被集中在南京的励志社，由蒋介石讲了他的“忍辱图存，御侮雪耻”，“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滥调。蒋介石还胡吹道，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他也有“收复台湾政策”，将来如不收复东北和台湾，可以杀他的头。同时，他又把日本强大夸张了一番，把共产党的活动诬蔑了一番，为他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脱。“复兴社”和“诚社”的分子得到这番训示之后，回到北平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工作，就更变本加厉了。
同年夏天，张厉生接受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等的建议，经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干事陈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为“诚社”分子举办了暑期训练班，一面讲授蒋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学等等，一面举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全体分子集体加入国民党，完成了组织手续。“七·七”事变后，“诚社”分子纷纷逃往南京，9月间，军委会成立战地服务团，张厉生就把他们编到团里去，仍然受张厉生掌握。到1938年春，经过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全代表大会，蒋介石已做了总裁，且因为既说要“团结抗日”，也有必要改装一下门面，就宣布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另组三青团。于是“CC”里边的“忠实同志会”以至于“诚社”，等组织，照样宣布解散。
除了张厉生所搞的“诚社”之外，如齐士英在东北所搞的“东北青年学社”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伴岭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陈伴岭、刘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王潜在山东所搞的“学行社”，潘公展、吴开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协会”，吴醒亚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诚社”一类的货色。“一二·八”之后，吴醒亚在上海当社会局长时，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甚至配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云南人）则以其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以杨家麟、方国定等为助手，也搞同类的活动。虽然参加“CC”的人，不一定参加“中统”，但参加“中统”的人，定属于“CC”。因为“CC”利用“中统”控制一切，甚至说“中统”是“CC”的核心，“CC”的灵魂。
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