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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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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两国“考察”,杨周熙还被派在潘佑强领队的第二批,让他去“学道求师”。
  “蓝衣社”的由来,乃由刘健群而起。当何应钦做“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0…1932年),刘任何的机要秘书。他在1932年3月间,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又叫康泽去考核他。刘健群很能吹,也很善观风色,有他的一套。所以一谈之下,使康泽觉得很合口胃,康泽把情形报了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即加以“召见”,认为刘健群是“可用之材”。后来就由康泽和桂永清作介绍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蒋介石批准后,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人伙。
  刘健群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刘健群之“廷对”也颇洽“圣心”。有一次,蒋介石甚至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年,比你们要进步10年。”不久之后,蒋介石调贺衷寒去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就叫刘健群接贺衷寒的原职“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健群的建议,筹办“军委会政训班”,由刘健群负责。
  这个“军委会政训班”,招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500人,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这是刘健群想建立他自己的系统的一个计划。
  那时候,康泽在蒋介石的跟前很得宠,又是黄埔的骨干,而刘健群却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为了用多头方法控制,所以又规定,刘健群在“政训班”的用人,康泽有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是何浩若,训育组长是梁干乔,总队长是阮齐。就在那个时期,刘健群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认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须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并要限制党员财产云云。对于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总社看了后,未加可否,刘健群已拿来印发给学生。后来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便加以制止。到了10月,“政训班”训练期满。11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大队,任刘健群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扩大法西斯宣传。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著作”。那时候,华北方面已风闻蒋介石有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道它是“复兴社”,看了刘健群的小册子,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刘健群就是这个社的头子。刘健群也乐得收宣传之效,不久就愈传愈远、传到湘粤等地去了。这就是“蓝衣社”的由来。
  至于所谓“十三太保”,不过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复兴社”这一群骨干分子,实际上,他们不止13个人,也并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13个人。因此,提起这个不详之数来,有人认为是指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刘健群、梁干乔、萧赞育、葛武家、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又认为曾扩情、澧梯、周复也在内。但这些都不过是猜测之词,如果说有“十三太保”,不如说是这一群人的总称,较合实际。作过该社书记的,都在上述那批人之中,第一任书记是滕杰(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是贺衷寒(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贺衷寒就任前有一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第三任是澧梯(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第四任是刘健群(193年10月至1937年9月,其间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第五任是康泽(193年9月至1938年4月)。前三人都叫“书记”,到刘健群和康泽时,蒋介石却加了一个“长”字,叫做“书记长”。此外,组织、训练、宣传等处的处长,都由所谓“十三太保”那批人先后担任过,只有特务处处长一职,始终是戴笠,未换过人。
  4.“CC”与复兴社之争
  “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后,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两个刊物。陈立夫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蒋介石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军”;一是收容改编的部队,即“杂牌军”。当时,以数量而言,“中央军”远比“杂牌军”为弱。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杂牌军”,一面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来操纵驾驭,一面又逐步进行“调整”,以致那些“杂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1932年3月间,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间,在南京有军校学生270多人,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了3个月。主要课程有(一)“复兴社”那一套“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三)“领袖”训话,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每周一次。(四)持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五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20人左右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间,戴笠特在班里选了30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并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
  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
  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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