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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清的名册图选了约一排人，从“战干团”
正式调了过去。罗剑雄也跟着到了“中统”。
“中统就把这批人组成一个训练班，加以情报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都由“中统”局本部组、处、科的头目向他们讲授。此外，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还对他们作过若干次的“精神讲话”。半年训练期满后，这帮人就成为“中统”的正式特务。其中被认为比较露头角的，有泰国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罗洲的陈锦江，印尼的卜哑夫，马来西亚的张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与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比较重要，比较占份量的特务训练班。它名义上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招牌，实际上是“中统”所办。
这个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初设于四川綦石角镇，后来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之内。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晔兼任，负实责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训导人员，都由“中统”的特务担任。
这个班的成员，是由蒋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战干团”精选的，人数为一个中队，选定后交与“中统”接收训练。少校中队长黄光朔，也随受训人员进了“中统”。
原来，自蒋介石密令“防制异常活动”之后，他所害怕的“异党”，因为坚持抗战，越打越强，连日寇对他们也害怕起来了。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而蒋介石“忠实同志”，却只晓得向后方逃，不逃的就投了敌伪，连影子都没有了。蒋介石很想“收复失地”，所以准备由重庆送一批人到华北去，干他自己的一套。他在“手令”上要中央党部准备派一批县党部的书记长下去，一个人抓一个县，这些人由“中统”训练，派下去之后也由“中统”掌握指挥。因此成立了这个班。
该班的训练，照徐恩曾在“训练方案”上所写，是“采用组（织）训（练）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充实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达到培育领导工作者的要求为目的。”根据这种目的，训练的内容和情况如下：在“军事训练”方面，取消了国民党一般军事训练班的那套旧形式，不把学员当入伍生，也不要操场上的“术科”，而把军事课程综合为一，名日“军事讲话”，着重于军事组织工作、指挥工作、侦察工作、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游击木等等，担任这个部分的教官是叛徒何畏。
“党派工作”这门课程，着重于讲解共产党的情况，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的情况也附带介绍中，这部分由叛徒吴若萍担任教官。
“三民主义”的课程，所用教材是由“中统”第二组及研究室合编的“三民主义讲义”，它把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分为三大部分，用蒋介石特务观点来加以论述，想借此达到“以情报业务为体，以共产党理论为用”的目的。担任这项课程的是第二组的万大宏。
课程中的所谓“敌后经济调查”，由封锁物资、套购商品、吸收金银、印制伪钞，一直到散布谣言、刺激物价、勾结地方奸商囤积居奇，全都包括在内。教官李超英讲这门课程时，重点在使特务学会对解放区及临近解放区的经济破坏工作，与敌后的关系堪少。
“宣传工作”课，先由万大宏担任。主要是讲怎样使用技巧低毁共产党。陈立夫还亲自写过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交徐恩曾转给“中央青干班”本部，这篇东西后来就成为“中统”在宣传工作技巧上的指导性文件，其“精采”之处可见一斑。
他认为正面自吹自捧的正面骂人，有时候恰好是帮助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一定会处处不吉，事事不宜。他主张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给民众看，不必做大文章。也不要多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万不可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的新闻笔法。
他认为把自己装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他要特务多多研究心理学，认为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
他说，如果程度不够，或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否则会弄巧成拙。
他认为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或是在国民党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个人吃亏，组织也要遭受损害。
他认为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时才可免忙乱。
他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他认为宣传品不可滥交，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再求开花结果。即令是县以下的一张油印的“民报”，都不可放松。则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子打进去，即令投稿能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这还不是省钱或耗费的问题，而是用另起炉灶的办法，有时候会自找麻烦。
陈立夫这套“妙计”简单言之，就是教那些特务在自己还不能完全控制的环境下，怎样保护自己，利用别人。怎样用第三者的烟幕的手法，去隐蔽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以便于迷惑别人，迷惑群众。在宣传工具上，则尽量运用别人现成的东西，做无本生意。在人力运用上，不但要设法使自己的人进去，而且要把别人的人设法拉过来。这套东西。其实也就是“中统”在训练工作上的三种办法（即“挖根移植”、“鸭卵鸡孵”、“夺胎换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运用、后来“宣传工作”
课程由叶青从万大宏手里接过去之后，就照着陈立夫这一套讲下去。
“中央青干班”的课程，还有“政治学概论”，除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般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用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和中国历史技术，来谈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关系问题，其中另有一部分，则专讲“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包括民族的、封建的、传统的、宗教的、伦理的、一般风俗习惯等等）。这项课程，重点在灌输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技术。它和另一项课程“国际现势”，均由刘恭担任讲授。
除讲课之外，还有“业务实习”，亦即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在该班由石角镇迁人重庆之前，徐恩曾曾亲自到班，作过一个下午的讲话，题目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讲话时，对学员正式下达了具体“指示”，告诉他们结业后将派到华北去于什么工作，也宣布了“中统”和他们的工作关系，并详尽地介绍了华北情况。
第二，徐恩曾又邀集该班的负责人员开了一次业务座谈会。谈到学员思想情况时，好几个都说，那些学员知道就要派到非蒋介石管区去工作时，心中多存疑惧，个别的人还打算请长假。徐恩曾说：“专搞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把学员训练成为情报专家，都坐在后方吹牛，有啥用场？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办不好事体。迁到局里去之后，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此该班迁人重庆“中统”局本部之后，除了原已排定的课目之外，天天都有人来为他们作“精神讲话”；担任这种讲话的有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和“中统”的高级特务。其中以陈立夫的演技最好，影响也较大。这个“CC”头子讲话时，特别装出一副亲切的姿态，用“自己人”说“体己话”的语气，以博取听讲者的好感。陈立夫还对他们说：“我同你们讲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是任何公开讲演都个便讲的。”这些话，是有意使听讲者感觉陈立夫把他们当成亲密的“家里人”，关系非常可比。陈立夫又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但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像这一类的甜言蜜语，也往往使新人伙的年轻特务为之动容。
在“中统”局本部直接举办的训练班，大致情形就如上述。此外，由省市调查室训练的特务还多，其方式方法，与局本部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自抗战发生以后，蒋介石不但在国内加强“防制异常活动”工作，其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也以反共工作为中心。在重庆开办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时，其讨论的题目，就有“如何利用侨生华侨身份在海外布置调查工作”、“如何控制侨领使其不为共党利用”等等。但是，作为蒋介石主要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在抗战以前，对于海外情报工作是没有像样的基础的。专搞海外党务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材料，也甚为贫乏。有一次，徐恩曾请于斌吃饭，谈到需要了解泰国方面的情况时，于斌答应供给材料。随后徐恩曾派人去取，拿到了一份英文打字的文件，长达64面，其内容均为“中统”所未知。所以于斌的秘书（兼办《益世报》）潘朝英有一天和“中统”的刘恭闲谈时，曾说：“我们为了教会事业，稍为多知道一点，如果我们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的忠心守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