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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并不懂中统局的业务，所以有时遇上问题，就得向徐的人请教，但徐的人往往持不买帐的态度，有时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的干脆消极怠工，躺倒不干。朱家骅为笼络人心，缓和与徐的手下的矛盾，于1940年春给全体人员发委任状，明确任职，在徐的支持下，徐的手下人串通一气，“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十分难堪，最后还是拉上了徐恩曾，由徐多方面做工作，徐的手下人才勉强接受。以后，徐派人又多次对朱发难，朱徐的矛盾越来越深。
朱家骅要将二陈控制的中统据为已有引起了二陈的不满，他们开始想办法赶走朱家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果夫被推荐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中央秘书长由叶楚枪口任。没想到朱离开中央组织部长职后，赖着中统局长不辞，而叶楚伧和他的继任者吴铁城也不以为意，听之任之。这样，朱家骅仍旧兼任中统局长。由于在朱家骅和徐恩曾争夺中统控制权的斗争中，二陈偏袒徐恩曾，终于引发了朱家骅和二陈矛盾的公开化，他在出任组织部长后，全力和二陈作对。
朱家骅和徐恩曾的争夺也未停止，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徐恩曾保荐自己亲信顾建中为副局长，而朱家骅也从陕西调来了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保荐为副局长。这样，朱家晔和徐恩曾二人的争夺，就变成了以朱、郭为一方，徐、顾为另一方的四人争夺。1944年，朱家骅离开组织部长职位，出任教育部长，郭紫峻失去后台，不得不向徐恩曾屈服。可徐恩曾穷追不舍，仍要痛打丧家犬，逼得郭紫峻走投无路便和戴笠勾结了起来。1945年初，郭当面向徐提出：“请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由我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不同意，并立即表示对郭不信任，戴立即行动，人赃俱获，并马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徐恩曾行动不力早已不满，借此机会立即下令免去徐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当徐走私贪污，人赃俱获时，朱家骅也立即向蒋汇报了徐的种种非法行径。这样，徐恩曾便在军统和朱家骅的联合夹击下倒了台。
2．陈立夫因藐视戴笠而结怨
戴笠去见陈立夫，陈立夫极为藐视，为此戴笠怀恨在心，便时时处处都想让“中统”人出乖露丑，为了挽回颓势，得到蒋介石“青睐”，叶秀峰继徐恩曾之后，更加凶恶。
“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常常互相摩擦，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这种情形，并非到两“统”分立之后才开始，在它们还是“一处”，“二处”的时候便已发生。当“复兴社”的特务处并入陈立夫领导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二处时，戴签去见陈，陈对他极为藐视，这使他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因此他自立门户以后，便事事都要爬在“中统”前头，以逞报复之快。正因为陈立夫看不起戴笠，所以在陈任局长时期，徐恩曾的“一处”比戴笠的’‘二处”，政治地位较高，许多便宜都给“一处”占了先，这使“二处”很不服气。当时专搞反间工作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单位，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董襄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情况也一样；正所长是“一处”的叶定。这两个检查所凡有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主办邮电检查部分工作的特务，又是“一处”的应泽。所以在没有送到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至于“二处”的人即使是副所长一类的头目，也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所以他们感觉总是为人作嫁，不能与“一处”争功，早就心有不甘。后来，罗杏芳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时，就曾愤愤地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人，湖南土话称尿为“稀稀”）
当两“统”分立之时，照蒋介石的指示，原有分工之议：“中统”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但后来“军统”
机构逐渐庞大，经费也不断扩增，戴笠更用印制伪钞、走私贩毒等办法来自筹经费，野心勃勃，悉力发展，而且为恶愈多，愈获得蒋介石的信赖，就再也没有去顾什冬分工。特别是在他把徐恩曾搞垮以后，更是什么都抓，不理“中统”。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得到美帝的支持，靠山愈大，野心愈大，机构愈大，特务愈多，那就更不把“中统”放在眼里了。
“军统”素来认为全国警权应该归它，任何其他派系均不应分沾。“中统”则因本来没有培训过什么警政人员，也没有公开指挥或管辖过警察单位，所以也无法向警权圈内插手。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便用了一向搞警官学校的李士珍。为了扶李土珍，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一再说他“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替他邀得蒋介石的喜欢。李士珍的资历本来够不上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因为得到陈立夫的帮忙，终把名字圈了上去，因此李土珍对于陈立夫感激得五体投地。虽然如此，但陈立夫却并不要李士珍公开与“CC”合作，而叮嘱他保持原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面上，对陈立夫或“CC”提出带“批评性的意见”，借此在第三者的眼前吹起迷沙。李士珍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地盘，没有被“军统”吃掉，不能不多谢陈立夫的做法。这样一来，以李士珍而言，是借陈立夫之助维持住地盘；在陈立夫而言，则是利用李士珍的存在，以抵御戴笠在警权内的独占，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李士珍的地盘巩固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提高了，他对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就能抓得更紧。这些毕业生派到各省、市、县去担任警政职务后，由于李士珍的关系，便和“中统”的地方特务组织协同一致，这又使“中统”
得到不少助手和方便，借此达到两利的目的。在警权方面，“中统”虽无力与“军统”明争，却仍用“柔术”进行暗斗。
尽管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想方设法与戴笠争宠，可是事实上，愈到后期，“中统”愈给“军统”压得无法出头。这不仅是因为“军统”利用抗战期间，大量扩充，且得到美帝的帮助；更因为蒋介石的统治愈接近末日，也就愈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在这个作用上，“军统”的组织比之“中统”，确实更能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再加上戴笠一心要垄断蒋介石的整个特务工作，但又不可能把“中统”消灭，便时时处处都想让它出乖露丑，一直弄到徐恩曾走私贪污案发，是戴笠对“中统”最重的一击。徐恩曾招架不住，终于被打下台来，从此就得不到蒋介石的起用。这一幕，是“军统”和“中统”利害冲突的顶点。
徐恩曾垮下来，叶秀峰顶上去，“中统”就开始走下坡，其内部的离心现象也加重了。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迁。在徐恩曾时代的许多组处级的人物，因已利用过去时期的人事关系，和别的范围拉扯上，这时候干脆弃旧而就新，离局他去。有的人因在本籍已扎了根，或在企业范围已打好底子，这时也转去当地方官或经营赚钱的业务了，有的和二陈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的，就转到中央级的别的部门或省市级的厅处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统”吃饭的中下级人员，仍然守在旧窝。
其次是经费被削减。在徐恩曾为蒋介石宠信的时期，除国民党中央党部照编制开支的经费之外，尚有“特别补加费”。“中统”分布在各公司开的有收益机关（如盐务机关）的头子们，还向局本部提供款项，俾资运用。而用走私等种种不法手段弄来的钱，也可拿来补充。但徐去叶来之后，在蒋介石偏重“军统”的情形下，正式经费打了折扣，别的来源也随之萎缩，以致叶秀峰也唉声叹气的说：“徐先生倒霉，连机关经费也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广
在失宠的景况下，为了挽回颓势，重邀蒋介石“青睐”，叶秀峰就加紧为恶。所以，在抗战后期，像在重庆搞“校场口血案”，组织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等等，“中统”局本部及其“重庆实验区”都派了大批特务去进行。抗战结束后，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编造学生黑名单，并进行绑架搜捕工作，“中统”更成为主力。在蒋介石政权的最后阶段，“中统”向“军统”学步，在川湘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利用帮会和土匪，组织过特务武装，其中如湘西洪江的陈通焕、玩陵的吴学尧等“中统”分子，就是这样。但是，在解放军到达湘西时，很快都被肃清了。
叶秀峰接管“中统”是在抗战后期，当时，他还看不到蒋介石政权会如此迅速地趋于崩溃，所以仍想借着这个特务机关，做出一番“表现”。岂料抗战胜利不久，许多他认为可靠的人，已开始离开。到1948年，这种众叛亲离的现象更趋显著。连他自己一手培植的杨博清（曾混人延安抗大，后返重庆），也不愿再跟随他，而利用自已是福建人的关系，要到印尼去另谋出路。今天这个离开，明天那个远走，连“纪律”约束也宣告失灵。那年秋天，‘中统’的刘恭在上海碰到“CC”头目之一的洪兰友，洪对他苦笑道：“趋炎附势，人之常情；看样子，如果共产党说不杀人的话，我们“中统”的朋友，十有八九输诚自请，望门投止！”曾兼过“中统”
局长的朱家晔，在离开南京之前，在其赤壁路7号寓所见到“中统”的旧人时，也承认共产党的工作做的好，国民党是没有办法了。他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老百姓都跟他们了。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我看老头子（蒋介石）也明明知道一些，他就是不肯认输。戴先生（戴季陶）和他谈过，谈了也无益。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不中用了，钻牛角尖钻到底算了！”那时候，蒋介石在大陆还保有半壁江山，但洪兰友和朱家骅已觉得局势无可挽回。先为它致悼词了。
3．“中统”确比“军统”更阴毒
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