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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如想做英雄好汉，升官发财，而不顾到自己的能力，且无办法，及至失败，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变成神经病。第三是爱神秘，这种思想，都从神怪小说上得来。第四是自怨自艾，无自信心，常陷于悲苦中不能自解。第五是悲观消极，往往自杀而死。第六是联想过远，终致失望。第七是盲从别人，复又反悔。第八是怕死心理，过于怕死，反多痛苦而向死亡之路。
医治思虑不正的方法，在变换环境，使思想彻底觉悟，走上正轨，或用催眠术以医治之。但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以为莫过于笃信宗教，在精神上从根救起。某次，有一位女子，常常怀疑她丈夫有外遇，无论什么女人和她丈夫谈过一次话，她总以为他就是娶那女人过来，因此，感觉异常苦闷，常向我探问，每次要经我剖析劝解一番，才得无事。后来我觉得她常常来问，过于麻烦，便送她一个神像，劝她信奉宗教，结果她这病就无形中消失了。由此可见笃信宗教为医治精神的良药。本来药的功用，在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不正者正。宗教使人摒除孽障，致静凝神，以皈依大道。虽不免有间以迷信，而其平不平，和不和，正不正的效用，则不亚于药物。
一个思虑不正的人，轻则身心不快，重则引起失眠，精神萎顿，血液凝滞，消化不良，甚且消极悲观，至于自杀。它的害处，决不小于各种危险的病症，所以我们当正其思虑，凡属不可能的事，皆当抛诸脑后，不去想它。遇有困难，亦匆过虑。《论语》上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问之日：再思可矣。”这便是孔子劝季文子不要过虑，可见孔子也是讲究心理卫生的。
第九节调七情
七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不可片面发展；如饮食一般，必须摄取各种养分，相互调和，然后可使心身强健，臻于康乐之境。
欢喜对于身体本来有益，但要有节制，使其调和。人生下来对于七情，便有自然的调和，小孩最喜好笑，亦爱嚎哭，即是一例。情绪过于偏激，必引起反动。所以有些人对上司极端恭谨，对部下便十分傲慢。有些人在壮年傲视一切，到了晚年却对一切都毕恭毕敬了。
悲哀最易伤害身体，而人生世上必经疾病、死亡等多少不如意事，实无法免除悲哀。故于不得已时，只好拿命和数两个字来自慰。命、数本无其事，不过像数学中的XY用来代表一种理想的安慰者罢了。当然这也是调节情绪之一法。
发怒最难压抑，从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愤事，而实际引起发怒的，往往是不值得发怒的事情。如一般人常对小孩及无知识的人发脾气，不知用和缓方式加以教训与开化，结果不但于人无益，于事无补，反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伤肝气。试问，聪明的人哪里会做这种笨事？
怕的心理，人人不免。有些人怕得无可如何之时，便用些奇怪的方法来壮胆子：或者诵经念咒，或则读古来烈士仁人的作品，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因心理作用，也往往能够生效，减少了许多恐惧。在湖南、广东一带，过年过节放爆竹风气甚盛，而小孩更喜欢放爆竹，从小就养成不怕的习惯。所以这几省人，性情强悍，胆量也比较江、浙两省要大些。
爱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爱是偏爱；广义的爱是泛爱，博爱，即爱天下众生。亲子之间，尤其是祖母对孙子多半溺爱、偏爱。世间不知多少父母，国姑息子女而贻害其终身。男女间恋爱，若过于偏急，一旦失恋，必引起病态，或竟造成自杀的惨剧。朋友间的友爱，也不宜于亲挚。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相爱过度，一定难于持久，而至凶终隙末。古人对于夫妻之爱，以“相敬如宾”相劝勉，用敬来调剂爱情，也是使夫妻亲爱能够持久的方法。至于厌恶一件事物或一个人，似不必过甚，应相劝勉：既然厌恶，不妨把他疏隔。
至于欲望，尤须节制。欲望过奢，不易满足，必然感到消极，即算能够满足，也容易耗损精神，断丧身体。
总而言之，各种情绪，都不可失之过激，而应相互调和。若情绪失调，虽有益的举动，也将发生不良的结果。例如：欢喜发笑，本来有益于健康，可是世上却有不少因大笑而死的新闻c须知笑的作用在生理上是筋肉发散，而哭的作用则是收缩，收缩与发散宜得平衡，互相救弊补偏，而各不过度，身心方能免害。他如愤怒可以伤血，哀惧可以伤脑等，皆是显见的事实。故调和七情，是卫生重要的原则之一。
第十节节嗜欲
人人皆有其嗜欲，若不加以节制，将成为败坏身体的因素。节欲功夫的第一步，首要了解嗜欲无度的害处。古人说：“清心寡欲”；吕新吾说“人生娱乐亦不可少，惟勿流于荡而已”；曾文正公说：“勿令嗜欲害吾身体”。大凡少年时候不节欲，年老时必吃苦反悔，或竟析其天年。
一般最易犯的嗜好是烟酒。酗酒时神经兴奋过度，狂呼乱叫，往往泄漏秘密，败坏事机。民元前多少次的革命，都是因为有同志先一天喝酒醉了，把机密泄漏而失败的，即为一例。我们再试调查，凡享年八九十岁之人，类皆不嗜酒者。中国发明酿酒，当早在数千年问，所以尚书，五子之歌，述禹戒便有“甘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话。喝酒过量，可以引起胃病、中风（脑充血）及心脏病等等。烟也是刺激性极大的东西，虽然暂时可以提起精神，但这无异一种压榨，把精神过度支付，必致早衰。我在江苏省政府时，在会客室里禁止吸烟，有许多来宾，竟因此而不能终席，这就是表示他们的身体，非依托纸烟不可了。还有一些文人，照例要一面吸烟，一面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这也是一种最坏的习惯。此外，复有不少的人，因贪口福，或好讲究服饰，而致倾家荡产，或嗜赌博，消耗精神和金钱，养成贪污的劣性。这些恶习，若不彻底革除，代以高尚的娱乐，则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势必渐趋堕落，而无复兴之望。古今大人物都无烟酒的嗜好，总理和总裁便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这些平常人，就容易犯，但是也要知过必改。记得我在15岁的时候，吸过三个月香烟，后来下了一个大决心，把剩下来的香烟，统统抛在厕所里，看着蛆虫把它盖没以后，每当要想吸烟时，就联想到那些香烟上蠕动着的蛆虫，以为天下最脏的东西莫过香烟，便再也不吸了。赌博，我在民间3年也犯过，后来一想，这是自私自利的因素，消耗精神，最不上算，有一天，下了决心就戒除了。一直到现在没有犯过。所以我以为戒除嗜好不难，难在无决心，有了决心，就可以立刻发生效力。
还有性欲是最普通、最重要的，这事许多人都讳而不谈。其实成千累万的青年男女，都因缺乏有关性的正当知识，不知节制，而自亵自戕，为害之烈，不可胜数！一般生物对于性欲，都有自然的节制；人类无此种节制，所以不能永年。人类十六七岁至二十几岁，性欲冲动强烈，最难克制。许多聪明可爱的青年，多因手淫而伤身，或因不能自制而夭折。就整个社会看来，实是重大的损失。我曾经做过一篇文章，提出两极二字来，我以为人的精力都是从两极消耗，这两极便是用脑和性欲。要是二者发泄过度，两端已竭，中间便要空虚，而至衰病死亡。曾及正公说：“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这是说在身体极度疲劳的前后，决不可行房，应该节欲。又在女子生育前后，也不应行房，这和本身与产儿的健康皆有密切关系，不可疏忽。旧俗新嫁的女儿，到夏至必须回娘家歇夏，也是含有节欲的美意。存山子日：“余邻人江姓，年半九十矣，康健犹胜壮年。问其养寿之法，无他奇秘，惟少壮时，六腊寒暑之月，独宿静养，是以至老不衰，且无疾病之苦也。”这也是一种节育办法。又关于节制性欲，中国善书上有严密的规定，如说某月某日为某神的生日，若于该日行房，将遭天谴。又旧时历本上，亦有节欲的规定。这是利用人民迷信心理，或者按照气候变换适当的节制，以调剂他们的性行为，未始不是有益于卫生的。节欲的最好方法，是在白天作最适当的劳动，使晚上易于入睡。生活要有规律，并勿与猥亵的朋友或图书接近。最忌的是逸，逸则淫。假使能节制嗜欲，精气自然圆满，抵抗能力增强，却病延年将不期而致。
上面所说的十项原则，是打破过去一般人只讲生理卫生的惯例，而把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相提并论的一种尝试。我所持的论据，都是本诸个人的经验，内容自有待于修正与补充，不过在这里要特别促使大家注意的，便是伟大的事业，决于卓绝的精神与健康的体格。要有足够担当大事业的精神与身体，便要在平时注意心理和生理的卫生。因此，我们对于这十项卫生原则，应该细心体察，切实履行，若能勇以赴之，恒以持之，我相信对于各人的健康，决不会毫无裨补的。卫生之道也就是人们争取光明前途的幸福之门呢！
第十一章 秘密接触
1．赴苏半途而废
为了寻求国际援助，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与斯大林秘密谈判，陈立夫坐船绕道柏林待命，两个月后，又半途被蒋召回。不久“受命”与延安谈判。从而拉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序幕。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电令东北的张学良不许抵抗。
按照蒋介石的方针，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了几次“文明抗议”，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也在国联作了“控诉”，然而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良心发现”，反而加紧了侵略步伐。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
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三省全部沦陷于日寇手中。
3月9日，日本人抬出溥仪作傀儡，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向关内进攻。
2月，日军进攻热河省，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
3月，日军进攻长城各口。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却步步妥协：
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承认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
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1933年5月，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抗日。
是年冬，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协定，抗日反蒋。
日本人虎视眈眈，国内民众也思抗战以雪国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调整对内对外方针，开始对日整军备战。
为了寻求国际援助，蒋介石找到了苏联。因为他清楚知道，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以外，非苏联莫属。况且苏联与中国相邻，日本侵略中国，无疑会影响到苏联的安全，苏联不会坐视不管的。
1934年底，蒋介石授命陈立夫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之所以用陈立夫，除了陈立夫本是自己亲信之外，陈立夫赞同在目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中苏两国关系也是个重要原因。早在1932年之时，陈立夫就建议蒋介石恢复中苏邦交，苏联人对陈立夫印象颇好。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暂时放开了自己所作组织部长的工作，而专心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
这一谈判，极为秘密，外界一直无人知晓其内容，直到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才含糊提到了一些当年谈判的内容。
在会谈前，陈立夫分析认为：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谈判，是因为它害怕中国与日本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日军就会通过内蒙古，直抵苏联边境，威胁到苏联。而当时德国也已从西线窥测苏联，这样苏联就会陷人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会议中，陈立夫即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也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
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不太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中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成果。谈判是停了又谈，谈了又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