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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台湾当局主动作出安排，他好顺水推舟，在这之前，他不得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当时，新闻界各执一辞，引起哗然。
据接近陈立夫的一位人士透露，陈立夫在书面讲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立夫此行并未打算在台北久留。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在讲话中不提及这个问题就是了。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立夫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示，除非他的确有意返美。
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完全是事实。
几十年的政治生活。留给他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他当年远走美国完全是出于无奈，是想出去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政权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念头也就渐渐打消了。
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想顺便观望一下台湾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台湾能容，他还是有意回台，自谋生计、远走他乡毕竟也是很凄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思乡之情，是任何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拜望蒋介石。
一见陈立夫，蒋介石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迎出门外，与陈立夫紧紧握手：“立夫．一别10年，我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呀。今日归来，实乃是令人高兴之事。”
陈立夫双手一拱说：“承蒙总统关照与厚爱！我奉命返回台北，总统，别来无恙吧！”
“好的，好的。”蒋介石操一口地道的老家话，“立夫在美国也混得不错吧，虽然不断打听你的消息．亦曾几次写信予你，但毕竟10年过去了，难得一见啊。”
陈立夫说：“‘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景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只是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陈立夫说这话的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这次回台有什么安排。他说得很婉转，但蒋介石想必会明白。
而蒋介石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果夫去世转眼也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当时我把葬礼搞得隆重，就是因为果夫对中国革命有过杰出的贡献，政绩斐然。还有，姚文英（陈其美之妻）女土在台湾大学卧病多年，我也经常派人前去看望，最近身体还好，这请你放心就是了……”
陈立夫嘴上说：“多谢总统关照。”同时细听下言说什么，但等了半天，蒋介石总扯不到正题上来，他有些灰心。
陈立夫哪里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蒋经国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稳固，CC派的势力还不可低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让陈立夫卷土重来呢？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以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报道也很少。
“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煌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这是《公论报》对此情形作出的评论。
几天以后，蒋介石又找陈立夫单独交谈过几次，谈话内容跟第一次大同小异，始终没有劝陈回台定居的意思。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亲自陪陈立夫前往陈果夫墓祭奠扫墓。
蒋经国还几次去探望陈父陈其业。
陈立夫见重返政坛无望，便一心一意侍奉父亲，尽一个远道而来之子的孝道，但陈其业毕竟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
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
陈诚、蒋经国等率2000多名国民党要员参加葬礼。
台湾的《征信新闻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陈立夫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劝陈“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
此时，蒋介石的“改造”运动已见成效，肃清CC派系已是时间问题，然CC派仍负隅顽抗，张道藩下台，CC派失去了“立法院”长，显然是一大失败，为了挽回面子和减少损失，他们又争副院长的位置。
正在这时，CC派见陈立夫返台，觉得有了主心骨，纷纷向陈立夫靠拢，指望他能站出来说话。
但是，陈立夫看出CC派与主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如果帮助主流派来压制CC派，等于控制自己的墙角，他也不会那样干；如果支持CC派闹下去，蒋氏父子更不能谅解。陈立夫感到十分为难。
陈立夫只能说一句话：“不问政治。”
CC派的人问陈立夫能不能回台湾定居，陈立夫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陈立夫为父亲奔完丧，即悄悄返回美国。离台前，他考虑到再回台湾已不是件容易事，便携夫人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3．再度赴美已然淡泊和自省
陈立夫在台湾住了42天，一般都深居简出，即便是他当年的下属CC派们来访，他也“莫谈国事”，只是互相问候，拉拉家常，或者找知己谈谈中国文化，跟实业家谈谈养鸡，很少主动到外面走走。
他没忘记远走之前的失意，也没忘记自己此次返台的身份和目的，他显得很谨慎。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一般不见，实在无法推托，也是把话题避开政治。
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
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在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
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仍决心置身事外。
这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介石表明他的心事了。
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影响，似应拿回去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介石只说容考虑后再议。
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的某晚报上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将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效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到“白头偕老”的厚望。
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众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愿望。及去年门960年）“国大”召开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以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力矢忠贞到底”，才使他们看得“儒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4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
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
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有关报纸也进行了报道：
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风光。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
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
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作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
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品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要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本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
不用说，当时国民党政权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
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
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声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当年4月28日在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上访问了陈立夫先生。
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
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有关，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
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已，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这种研究工作。
所以，把他的片语只言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一二，似乎并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地从阴阳山会谈的话题提起。
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
这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地注视着我，微笑着一言不发。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未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
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谈：“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比不听总是要好的多！”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答以陈先生在美1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
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
他抱着管走到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我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好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财经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就要抛弃这个政权的。
“财经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更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
“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他们军政统治的一个必要手段。
“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价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败了我们的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
“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