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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笼和兽园的装饰性植物（而且通常少得可怜），占据主流的是野生动物公园的模式。
观测公园的理念成形于1960~70年间，面向的是愿意接受一定限制的顾客；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AmboseliNationalPark），游客可能要把45％的时间花在寻找和观察某一只动物上，如果去观览兽笼，他们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也许能看到几十只动物。被皈依佛教的作家P·茹尔德（P。Jourde）遗赠给法国基金会（FondationdeFrance）的布朗弗雷公园位于布列塔尼南部，拥有大量进口动物，其中有许多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今天，它着重于大众教育，园内环境几近天然状态。这样的公园旨在号召游客们积极参与动物保护大业。观测公园的游客保护义务对动物的天然状态只是略有影响，动物园是否如此呢？
不现实的诺亚方舟
1863年，法国传教士戴维·佩尔（DavidPère）在北京以南的一片守备森严的皇家地产上发现了一种欧洲人原以为已经灭绝的鹿：麋鹿。1894年之后，贝德福德公爵收集了几只麋鹿，一些动物园也对拯救幸存麋鹿做出了贡献。1863年，弗雷德里希·法兹…费恩（FriedrichFalz…Fein）像其他几个俄国大贵族一样将自己的一片庞大领地（新阿斯卡尼亚诺瓦）献给了濒危动物保护事业。1886年，铁路大王奥斯汀·科尔宾（AustinCorbin）也在纽约长岛慷慨捐地。同一年，野牛的险境促使史密森学会开始努力保护这种动物，华盛顿的动物公园就是为此而创建的。美国西部的黄石国家公园堪称典范，有许多创举源于它的启发，1933年的野生动物公园伦敦公约是一个突出代表。非洲大陆的殖民当局纷纷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有的向游客开放，如喀格拉保护区（Kagera，1934年），像加拉姆巴国家公园（GarambaNationalPark，1938年）这样的保护区则完全封闭。
正如J·N·希森（J。N。Hyson）所说，“让许多＇美国＇动物园领导者转变成热心保护主义者的不是环保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而是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终结。”从1962年开始，育种场的发展和国际协作（1964年的伦敦大会和1966年的圣迭戈大会）起到了扼制动物进口的作用。公众对逼真环境的兴趣使伦敦特科顿集团的影响力开始减弱，集团在美国的代表查尔斯·科（CharlesCoe）等人发现，像费城动物园那样的无菌“产科套房”式设计已经开始落伍。德斯蒙德•；莫里斯便公开批评了“可耻的裸体兽笼”。1958年，有时被称作“活拟景”的自然展览出现在了沃思堡动物园（FortWorthZoo），仪器模拟出的激雨雷鸣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幻觉。亚利桑那的索诺拉沙漠博物馆（SonoraDesertMuseum）仿建了展出动物的沙漠天然生境；迪士尼的电影《沙漠奇观》（LivingDesert）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在1999年，有人评论说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刚果大猩猩森林“迎合了＇游客的＇情感和探索意识”。但罗伯特·萨默（RobertSommer）的一本批判这种伪饰诡计的著作《动物园中的同心环境伦理》（HomocentricEnvironmentalEthicsinZoos）却大受欢迎。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3）
1945年之后，诺亚方舟的形象成了动物园的新追求，但扮演这样的崇高角色并非没有难题，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囚养动物所受到的伤害。鸟儿的翅膀常被截除，像粉红火烈鸟这样的涉水鸟双足负担过重，容易骨折，当支撑物使用的鸟喙也会变形。大象也深受运动不足之苦；不久之前，苏黎世动物园已经允许除去大象身上的链索，即使是在夜间。
要想让动物园的动物最终回归自然，最大的障碍在于动物生命期的缩短。高死亡率并没有成为历史，动物园动物的快速更新便是一个反映。根据《国际动物园年鉴》的资料，伦敦的传统动物园和惠普斯奈德野生动物公园的动物更新率都是1/5左右。根据一次更为精确的测算，温森斯动物园的年更新率大约为17％。P•；巴腾在1974年1月至5月之间详细调查了美国的动物园，收集了3000余张照片，最后得出了动物更新率接近1/4的结论。理论上说，只需停止动物供应4~6年便可迫使动物园关门大吉，因为这会让它们只剩几只老寿星可展。
有趣的是，一项对1951、1960、1970、1975和1980年温森斯动物园动物存活期的研究显示，整体状况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1985年的数据与1839年的巴黎动物园相当接近。除了20世纪的寥寥几个例外，动物在入园后的头18个月内的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中国动物园通过人工授精繁殖出的大熊猫只有21％能够活到3岁。海洋哺乳动物的短命现象已经成了官方研究课题：野生鼠海豚可活30年左右，但动物园中的鼠海豚只有14年的寿命；海豚的生命期也被囚养生活缩短了30年。这些统计并没有将动物流行病考虑在内：巴黎植物园在1976年发现了类鼻疽，但为时已晚，除患病动物全部死亡外，还有两名饲养员不幸丧生。
至于补充性的囚养繁殖，各家观点莫衷一是，不尽相同。达尔文相信囚养动物没有生育意愿；卢瓦泽尔发现16世纪动物园的肮脏兽房和英国的伦敦塔中也有交配现象，这显然证明囚养动物的繁殖并不说明他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动物园的环境。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当今媒体、詹姆斯•；费希尔（JamesFisher，认为“老虎学会了接受笼中生活，学会了在笼中繁殖。”）等科学家以及福塔野生动物公园的动物学家们所持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有很高的出生率，但狮子（负责任的动物园会限制它们的繁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根据温森斯动物园ISIS数据库（1991~92年）的资料，约有20％的鸟类和48％的哺乳动物可以在动物园中健康繁殖，但约有61％的鸟类、41％的哺乳动物和近乎100％的爬行动物很难甚至无法在动物园中繁殖。某些动物的过度性欲反映了烦躁和社会秩序的丧失所导致的行为失常。囚养环境中的繁殖不再遵从季节规律：有60％的囚养普氏野马是在9月出生的，还有约20％生于12月，但野生普氏野马只在初夏生育，任何产于初冬的幼崽都无法存活。除此之外，过早交配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囚养繁殖几乎必然导致动物驯化，因为它会巩固动物的任何囚养适应倾向；在有蹄哺乳动物中，这种趋势以肾上腺素分泌量的减少为特征——在野生环境中，这会减弱它们的肌肉力量，致使它们无力逃脱食肉动物的追击。基因衰变同样司空见惯。根据格朗道尔（Grandall）所说，有一只豹长着一张牛头犬一样的“凹脸”，爪子也短于正常的豹；许多研究者还发现了近亲动物中的幼年夭折现象。鸟类的变形从第一代便会开始，主要是因为飞行受限影响了整个机体；肥胖导致了骨骼、器官和羽毛的严重扭曲，以至于“囚养鸟的外形与野生鸟的外形只是偶尔相似”。学者们还发现鹳的神经系统发生了变异，迁徙习惯也因此而被打乱。即使只延迟一个月，鹳的迁徙也会陷入恶性循环；半驯化鹳的回迁时间越来越早，因此会在错误的时间和不利的条件下筑巢，导致性行为发生变化。最容易被囚养方式弱化或扼杀的是防御本能。英国瘦桥鸟类公园（Slimbridge）成功饲养的黄颈黑雁（或称夏威夷雁）刚被释放即被掠食动物捕杀殆尽。
许多囚养动物会患上精神病早已不是秘密。福楼拜在《萨朗波》（Salammbô；）中描写了“囚养动物的无尽彷徨”，雷内·玛丽亚·里克（RainerMariaRilke）在“豹（LaPanthère）”一诗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动物园动物的跳跃、猛扑、致礼、无目的地踩踏道路等模式化动作频繁到了足以令肢翼变形的程度，当时的老年病学家弗朗索瓦·布利埃（FrancoisBourlière）在斯图加特动物园的灵长园和北极熊园中把它们当精神病症状研究了一番，罗杰·马格福特（RogerMugford）也分析了它们的频率和变化（在1989年，动物将76％的时间用在了模式化动作上，1992年为67％）。有学者提出，这些消遣行为 对任何受到限制的生物来说都很常见，或许能促进荷尔蒙分泌，缓解动物的焦虑。亨利•；埃伦伯格认为这种比较是否合理仍有待检验，但他也承认，在所有的限制性场所都能观察到“因长时间待在封闭环境中而产生变态心理”的现象，包括动物花园。通过比较监狱囚犯和囚养动物的病状频率和特征，医生们也支持了这样的结论。
除了模式化动作，性变态、自我侵害以及乱吃粪便和铁笼上的油漆也是囚养动物的常见病状。学者们已经对某些致病因素进行了实验分析，如兽笼的大小。但精神病学领域纷繁广杂，各类研究仍然太过散乱，无法判明囚养动物的这些反常状态有多大的可逆性——用亨利·韦科尔（HenryVercors）的话说，囚养动物经常变得“非自然化”。于是，转移法成了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的主要方法。例如，一些在斯洛伐克森林捕获的熊被运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因为曾经有一头迁入母熊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尽管最后死在了一个猎人的枪口下。
生态学之梦
当动物园竭尽全力地克服着囚养方式的内在难题，其他濒危物种保护方法开始显现威力。有识之士力图通过立法途径遏制野生物种灭绝率的上升（50年内灭绝1/3）。1973~75年的华盛顿植物和动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TradeofEndangeredSpeciesofFaunaandFlora，CITES）在三份附录中列出了禁止出口的物种，尽管效果有限，但它标志着一个重大的飞跃。法国在1974年的立法＇《官方杂志》（Journalofficiel），11月23日＇）被J•；V•；多马兰视作无效，因为它将动物园和实验室从自然生境中获取动物合法化了，而动物园和实验室就是蛇的头号天敌。动物园长们组会结盟，积极投身野生动物保护事业。1967年，国际动物园长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ofZooDirectors，IUDZG）与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fortheConservationofNatureanditsResources，IUCN）结为同盟。IUCN曾出版《红色数据》（RedBooks）、《动物血统簿》（Studbooks）以及濒危物种评测和专论（野牛，1932年；麋鹿，1957年），对动物保护立法和保护区建设关心备至。它的囚养工程（囚养专家集团，CaptiveBreedingSpecialistGroup，CBSG）是由一名动物园长领导的。IUCN与商用动植物贸易资料分析网（TradeRecordAnalysisofFaunaandFlorainmerce，TRAFFIC）也建立了合作关系，1973年之后，它对由联合国环境工程（PNUE）资助的华盛顿公约的实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十一章 自然模仿（4）
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协会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濒危物种保护计划。动物园领导人们提交了保护方案，也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动物血统簿》，包括H·G·克劳斯（H。G。Klö；s）的黑色和白色犀牛血统簿。他们的角色太过活跃，以至于野生动物保护本质上已经被看成了囚养工程。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的保护计划（EEP和SSP）尤其倾向于此。它们规定，一个物种在短期内所受到的威胁越大，保护区就应该囚养越多的该种动物，就应该越快地将它们从野生环境中拯救出来，这是为了“在100年的时间里保住野生动物基因池90％的平均杂合性＇基因潜能＇”。以这样大的规模将一种已经岌岌可危的物种移出野生世界显然有导致它彻底灭绝的风险，失去了天地精华的哺育，囚养动物也无法逃脱基因衰变的命运。一些人甚至怀疑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不是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
可行性也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大问题。1967年的《动物血统簿》只包含4个物种，1980年是20个，1996年也不过130个而已。如果说70~80％的哺乳动物甚至不在登记之列，动物园何以保护上万种濒危动物？据估计，在172种几近灭绝的物种之中，动物园只能保护3％，也就是目前所有已知生命形式的0。00017％。若细谈亚种，目标选择更是难比登天：譬如，在北美动物园的500种老虎中，有40％被确定为亚种，其他皆为混种——哪一些应该得到保护？再来看看空间问题。根据U·S·西尔（U。S。Seal）在1991年的估算，即使所有动物园在20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可用空间（根据ISIS的数据库）全部用于动物保护，它们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