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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的估算，即使所有动物园在20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可用空间（根据ISIS的数据库）全部用于动物保护，它们也至多能够拯救2000个濒危物种。最后，囚养保护的成本也近乎天文数字：
如果我们选出2000种动物，每一种收养500只，用低于食草动物的饲养成本（每只霍加狓为625英镑）养上30年，那么我们将花费250亿美元，用这么多的钱差不多可以把一个人送上月球。
在《行动计划》（ActionPlans）所提到的418种濒危动物中，只有19种是准备放归自然的动物。卧龙保护区（Wolong）的一名中国研究者张河民（音）在《中国日报》（ChinaDaily）上坦言，“人工饲养这么多的大熊猫，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处理它们，这不是理想的做法。”
一些成功的放归行动或许对动物园寻找新出路有所启发。有两只欧洲野牛崽获得了自由，但生活在一片80公顷的土地上，而且就在养大它们的波兰农场附近。1992年，有人将39只囚养秃鹫中的8只放归蓝天，其中有7只在1993年仍然存活无恙。一项最初一败涂地的金色绢毛猴放归实验最终在1976~84年间获得成功，经过渐进训练，这些猴子已经适应了野外生活。1950年之后因过度捕猎而急剧减少的阿拉伯羚羊的保护工程则体现了政治支持的重要性。许多羚羊在1962年被分配给了12家动物园（最初是3家）和私人收藏者，1980年，它们迁入了25000平方公里的Jiddatal…Harassis沙漠，从此得以在法律和地方民众的保护下茁壮成长。
IUCN在这些成功的尝试（当然也有例外）之后提出，要想避免基因衰变，原始生境之外的囚养只能是短期性的，而且所有的囚养工程都必须将放归工程考虑在内。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开始认同，动物保护不可能脱离“动物群…植物群…生境（Fauna…Flora…Habita，FFH）”这个指导原则，生态系统由各种交互影响的要素组成，而动物应该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保护野地几乎肯定能拯救大量的植物和动物种，特别是不在濒危物种之列的昆虫。少数机构和动物园已经明白，更有效的方法是阻止洪水，而不是打造像太空船一样昂贵而又虚无缥缈的诺亚方舟。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WideFundforNature，WWF）在原地原境保护马达加斯加狐猴，就像巴黎博物馆和J·…J·彼得（J。…J。Petter）一样。法兰克福动物园为黑角（Pointe…Noire）放归中心代养了一只猴子，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尽管仍鲜有追随者。动物园似乎感觉到它们需要另辟新径，需要“超越动物园的角色”，需要在教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动物放归系统缔结更为紧密的纽带——迄今为止，这样的系统仍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是私人行动的成果。简•；古多尔为猴类保护树立了榜样。赞比亚的D。西德尔（D。Siddle）、S·西德尔（S。Siddle）和苏门答腊的埃夫林家族（Avelings）将来自动物园或实验室的受伤动物照料痊愈后放归自然。1996年，HabitatEcologiqueetLibertédesPrimates（HELP）成功地将刚果林业委员会的7只囚养小黑猩猩送回了丛林。它们在刚果南部的孔夸提岛（ConkouatiIslands）获得自由，研究者通过无线电项圈追踪了它们的活动，结果发现母猩猩与当地野生群落的融洽程度胜过雄猩猩。
兽医M·安克雷纳兹（M。Ancrenaz）写道，动物放归工程是“教育地方民众和广大公众”的绝好工具，对“制止毁灭性的人类行为（偷猎，砍伐森林）”极为有效。单是老虎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人类态度的转变。印度杜德瓦国家公园（DudhwaNationalPark）的保护主义者阿扬·辛（ArjanSingh）开始释放老虎，短短半个世纪前，老虎还是印度人眼中不可不除的食人恶兽。
在美国的许多付诸讨论的该类项目中，有3个濒危动物养育计划结成了硕果：第一是圣迭戈的野生动物公园（1800亩，1972年创建，动物学会资助600万美元），它也是唯一一个向公众开放的保护区；第二是位于弗吉尼亚弗兰特罗亚尔镇（FrontRoyal）谢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Valley）的国家动物园动物保护和研究中心（NationalZooConservationandResearchCenter，由华盛顿动物园创建）；第三是乔治亚海岸的圣凯瑟琳岛（St。Catherine’sIsland，纽约动物园）。无数私人“禁猎区”继承了奥斯汀•；科尔宾1886年创建于长岛的22000亩鸟类保护区的宗旨。今天，一个非营利性禁猎区协会支持着156处改类设施。众所周知，私自饲养和贩卖濒危动物是违法的，但《信使报》（MercuryNews）1999年对动物园长的一次调查揭露了真相。这次调查比较了ISIS数据库（国际物种信息系统，依托于AAZPA，并非公共拥有，但依照国家公共档案法对外开放）和《奇异动物交易索引目录》（FindersGuideCatalogueofExoticAnimalsforSale）的18个年度版本。档案显示，从1992年到1998年中期，共有19361只哺乳动物离开有认证资格的动物园，其中有38％落到了商人、收藏者、拍卖行、狩猎农场、游戏农场、未知个人和没有认证资格的动物园的手中。P•；巴腾在谈到狩猎问题的时候回忆说，爱荷华州唐纳利（Donnelly）的探险组织者柯蒂斯·普罗克（CurtisProck）曾用同一架飞机（TACA航空公司）同时运输猎人和他们要捕杀的狮子！
《信使报》谴责了商人和所谓的保护主义者的串谋勾结。例如，沃思堡动物园的园长罗恩·萨拉特（RonSurrat）就是一个商人——第一野生动物牧场（PremierWildlifeRanch）的老板。这家报纸还披露了私人禁猎区的猖獗非法贩卖活动：马丁纳·科利特（MartinaColette）贩卖黑猩猩（他曾与一只小黑猩猩合影留念）；加州圣巴巴拉的狼之精神野生动物禁猎区（SoulofWolfWildlifeSanctuary）贩卖狼崽。英国企业家亨利·华莱士（HenryWallace）是个典型的争议人物。媒体盛赞他在肯塔基普罗斯佩克特（Prospect）的600公顷私家农场中创建的非营利性私人动物园亨利方舟（Henry’sArk）收养了“26只无家可归的动物”，但《信使报》援引了伯明翰市的调查结果：华莱士正在拼命地索求私贩动物。许多动物园和AAZPA24个附属组织中的几个也在大肆贩卖动物。劳里·比加曼·拉基（LaurieBigmanLackey）编写的长颈鹿血统簿提到了600只在被贩卖之后不知去向的动物。“世界最佳动物园”圣迭戈动物园是市场份额达79％的三大黑市交易商之一。濒危物种并没有逃脱在虚荣和投机心理的刺激下日益膨胀的动物交易市场。《信使报》的结论是：“有AAZPA认证资格的动物园声称它们在积极地促进放归事业，但实际上，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利用动物的商业价值而饲养动物。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就会将动物抛弃到屈辱的环境中。”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将这种观点加以引申，把动物园的制度放到了商业大背景中：“在动物园经营者们看来，大自然不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世界，而是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
就在穿着衣服演奏爵士乐的灵长动物为美国动物园引来无数光顾者的同时，罗伯特·M·耶基斯（RobertM。Yerkes）对猿猴和人类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所发现的相似之处与其说有趣，不如说引人深忧。美国动物园的角色之暧昧仍甚于其他地区：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之中，有人在欢笑，有人在质疑动物园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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