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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总理的赵秉钧，做的事情还像是警察，而且是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当时，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宋教仁，特别热衷于通过国会的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从而组建政党内阁，再次掌权。为了这个目的，革命党人拼命扩大组织，吞并小党，拉人入伙，拼凑了一个大党——国民党，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对“党”一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未免凉了半截，总算明白天底下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政党内阁，必须得自己做成。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嘛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中央首长做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坏，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受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ND064）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枝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枝手枪自己拿，另一枝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ND064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作主了，虽然此时谭延ND064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ND064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骊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们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的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卢作孚之死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而这个中国人不能忘的卢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三反”、“五反”属于一个运动，“三反”在前，主要针对国家干部，“五反”在后，主要对付的是私营资本家。在“三反”阶段，卢作孚就陷入运动漩涡里，成了某些运动员的猎物。查账的人来了，动员大会开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开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着卢作孚。一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卢作孚在某次上北京开会期间，收买公司的公方代表。揭发者不是别人，恰是卢作孚的通讯员，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一直被卢视为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卢作孚死了，很是经过些大风大浪的他，对于这种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不能适应，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还掉。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