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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历史的底稿-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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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当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不过一枝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就有可能倒霉。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被树为法家的典型,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广为发行,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被捉进官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连明、清、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成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大学者的“呆气”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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