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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2月10日，中央发布了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文件，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精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鉴于铁路运输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道部部长万里到徐州，首先对徐州铁路分局进行整顿，迅速改变了这个分局极其混乱的状态。全国铁路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决定，进行整顿，效果显著。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对冶金工业开始整顿。这样就带动了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推动了工业生产迅速增长。3月份以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整顿从工业方面开始，逐渐遍及全国各条战线。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做法，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此后，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强调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并且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主张。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为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些重要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前后，还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此外，还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和文艺政策，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同志的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对“四人帮”的批评，也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同上一年比较，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151％；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棉纱产量由1974年下降164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305万吨；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由1974年下降53％，变为1975年增长129％；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主要农产品产量，除棉花有所下降以外，都有一定增长。
毛泽东不仅在总体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而且不断思考，从理论上加以深化。还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前的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为旗号，大肆贩卖他们的私货，反对全面整顿。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掀起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这里讲的“四人帮”的含义仍然是就小宗派而言，与后来讲的反革命集团有着根本的区别。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恢复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从而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赞扬。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的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早就和“四人帮”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并且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毛泽东以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清华大学军、工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的信上的批示为起点，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判了邓小平。
江青一伙乘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大肆攻击1975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诬蔑“整顿就是复辟”，老干部恢复工作是所谓“还乡团”。他们在政治上，抛出了一条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要求各条战线都要“层层揪走资派”；在组织上，“四人帮”进一步对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关押批斗，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在经济上，“四人帮”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唯生产力论”，把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诬蔑为“替资本主义打基础”，攻击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是“管、卡、压”，钻研技术是“走白专道路”，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等等。他们企图制造全国性的经济瘫痪，把罪责栽到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身上，乘乱夺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止了，许多老干部和群众横遭迫害，刚刚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全党、全国人民处于紧张、不安定的状态中，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
（三）四五运动爆发，江青集团的覆灭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爆发出来了。导火线就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无限信赖和敬仰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并指示写作班子写文章，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讥讽为“哭丧妇”，这不能不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在广场的群众。全国其它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