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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庑鞫哪辏�1898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道：“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①张之洞本人，即以洋务运动的“恢张”者自任，在甲午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并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亚洲最大的汉阳炼铁厂开炉炼铁、湖北枪炮厂扩充规模、贯通南北的芦汉铁路通车、粤汉铁路开工，这一系列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甲午之后的数年之间，发生在张之洞的湖广任所之内。在这一意义上，张之洞堪称“洋务殿军”。
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后主将，张之洞在经济理论、产业思想方面，也有超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之处。这既体现在有关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济实践活动中。例如他综合安排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依据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权、利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等等，都超出曾、左、李等人的认识水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旨宗是：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讲，即“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①“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②无论是从张之洞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或者当时国人对于“经世济民”方略的总体把握来衡量，这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②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④《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瞿子玖。
①《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第二节 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
张之洞在长期洋务实业建设中，逐渐形成一套超越中古的、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自己的经济实践中去。这正是他不同于单纯的企业家和书斋中的经济思想家的卓异之处。
张之洞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③。“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聋替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④。张之洞还十分重视交通事业、尤其是铁路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的纽带和“气脉”作用，他说：“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他形象地称铁路之于国民经济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①，交通发展而后有经济振兴。
一般地泛泛而论农、工、商、交通的系统联系，古代思想家也能做到。而具体论证以大机器工业为重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交通为纽带的近代经济产业结构关系，则是跨越中世纪的思想产物。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认识，走在时代的前列。
要而言之，张之洞跨越中古的产业结构思想，建立在对产业功能的近代认识的基础之上。他对中国古己有之的农、工、交通诸业，都得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产业功能新认识，并以此为根据，来确定它们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张之洞力辟“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观念，将大力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作为“富民强国之本”。他在考察西洋诸强崛起的原因之后论道：“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②。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指大兴工艺——引者），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③。又说：“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④。
张之洞在这里鼓吹的“劝百工”，“造土货”，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物质标志。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在“西方秘巧”的启迪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才开始热衷于近代工业，创办了一批中国最早的机器工厂，不自觉地触发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给予中国历史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还在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便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稗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①。他还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②。这些言论代表了洋务派对机器生产的认识：既看到了机器的巨大生产力，又耽心民间掌握机器，政府便无法驾驭。于是他们力图垄断机器工业，“随时设法羁縻”。张之洞作为后起的洋务巨擘，也十分重视机器工业，将其置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重要地位。他否定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等人的”以商立国论”，批评“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③。针对郑观应等人“士农工为商助”④的观点，张之洞明确强调，“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①。人类近代社会的历史证明，突出大机器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重心地位，是振兴国家民族的必由之路。只有物质财富的创造达到相当的丰裕程度，流通才可能繁荣，而物质财富创造的质、量两方面的飞跃，又都必须依赖于大机器工业的充分发展。显然，“以工为本”的认识，符合人类经济运动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张之洞经济思想中最具近代色彩和积极意义的组成部分。而他据此认识而全力拓展的机器工业建设，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耀眼篇章，他本人也因而成为中国重工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之洞还注意到工业体系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共同发展问题，他把这称为“自相挹注”。在一份奏折中，张之洞报告：“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厂自相挹注，此三厂联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②。他的设想是以纺织业的赢利去弥补冶金、军事工业的亏耗，“以布局与铁政局联成一气，协济铁厂经费”③。以轻工业的盈利作为发展重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符合经济运动的自身规律，因而是近代各国工业发展的共同做法。就此而言，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张之洞却是抽织布局的股本去应铁厂的急需，甚至在纱厂尚未开工的情况下，即运用行政力量拨调纱厂所收股票银去补贴铁厂之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相挹注”的性质，资金的挹注变成了股本的挪用。这不仅未收到诸事并举，“各睹成功”的效果，反而是相互牵扯，两败俱伤。究其原因，则在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并非建立在自觉认识近代工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解决资金短绌之苦，“不致再请部款”的短期目的。因而一旦铁厂急需出现罅漏，便“拆东墙补西墙”，干出违反经济规律的蠢事。这正反映了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非科学的一面。
张之洞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他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对它的产业功能提出接近科学的看法。他分析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为”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①。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然后才可能有流通领域内的繁荣。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张之洞将这一思想又表述为“百工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之洞才反对“以商立国”的经济战略构想，而始终把优先发展大机器工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另一方面，张之洞对于商业流通反作用于工业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这种反作用的体现之一，是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产量提高。“货畅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自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以劝哉！”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官不能劝工，惟商乃能劝工耳”①。这是对商品经济的巨大能动作用的承认，显示了其经济思想的近代性。
张之洞认识到商业流通反作用的体现之二，是通过商业来搜集交换、流通领域内的市场信息，反馈给工业企业，以提高产品的适销对路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张之洞据此提出，在生产应顺从市场规律的意义上，应该是“商为主，工为使也”②。
正因为张之洞认识到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既有“工为体，商为用也”的一面，又有“商为主，工为使也”的另一面，“二者相益，如环无端”③，所以他在优先考虑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促进商业的繁荣，以期实现工商互利，共同发展。他建议新创设的商部“讲商学，定商律，开商会、恤商情”④，同时身体力行，在湖广任所内采取办商务报、开商务学堂，设商务公所、立商会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商业，”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益臻繁盛。”⑤在他的努力之下，湖北商业迅即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的“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①农业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产业之一，“农本”思想根深蒂固。直至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仍然鼓吹“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②张之洞虽然亦多次论及“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中国养民急务无过于此”③，“窃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④，但他对于农业的产业功能及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有诸多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内容。
之洞认为，“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⑤。这表达了他大力发展商品农业，以为工业提供原料，促进民富国强的新式农政思想。他批评道：“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操持引进美国优良棉种，兴办蚕桑局等事务，甚至亲自过问玉米芯加工之事，致电驻俄公使，问询所需机价及工艺方法，以期“化朽为奇”，“为民间开此风气”⑦。
为了使农业生产的水平适应方兴未艾的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为商业拓宽广阔的市场，张之洞大力鼓吹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事耕作方法和技术，他提出，传统农业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大凡农家率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