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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硁硁不忍抛却者，冀为三省保此权利耳”，“总之此事敝处既已力任其难，必当妥筹结束，收回主权，但必须袒美者不与闻，免横生枝节，三省幸甚”④。在张之洞的强烈要求下，上谕“仍着责成张之洞、粱诚一手经理，盛宣怀不准干预此事，”⑤，经过艰苦谈判，终以高昂代价收回粤汉路权。
上所述，张之洞尽力维护中国利权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积极的，特别是他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设想，昭示出落后民族振兴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分洋商之利”的成效。以他开办的民族纺织业为例，据当时报载，湖北织布局产品行销两湖及四川等省，“购取者争先恐后”①，张之洞本人在《劝学篇》中也不无自豪他说：“洋布洋纱，为洋货人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余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己显雏型，张之洞个人并无力量将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利权掠夺的斗争进行到底，“分洋商之利”的成效，相对于外国资本对中国渗入的巨大规模而言，也十分可怜。加之张之洞本人认识方面的缺限，并未将抵制外资、捍卫利权放到真正的经济科学的全盘建构中去考虑，一旦他在洋务实践中面临现实的资金短缺等困境，便又主动地将引入外资作为解脱困境的重要法宝，而这又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中国利权。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客观现实，绝非张之洞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改观。张之洞是以清政府方面大员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他从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考虑利权问题。这就决定了他在向列强争利权的同时，也与民间工商界争权。
出于与洋商争利的目的，张之洞对于民间工商业，一般尚能采取扶植、鼓励的态度，并提供资金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他曾说：“无论何种商务，凡商人于创造营运各节遇有为难之时，必须官为保护。官、商之气久隔，又需绅为贯通”①。他的通盘考虑是合官商之力，共同御外。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官、商利权往往尖锐冲突，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又毫不含糊地与商争权，绝不手软。他的观点是：“商能分利，不能分权”②，“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音权”③。他认为一般商业贸易，可放手让民间自办，不必由官方独掌，“吾闻因民之利而利，不闻夺民之利以为利也。据禀创设官市，建立廛舍，收买货物转售而又取约券权子母，是直夺商利而敛之官，甚非政体”④。他主张商会由商人自办，“不须官出经费，亦不可令商等经费交官办理，此最为商人所深忌”⑤。但是，对于铁路等国计民生命脉之所系的产业，张之洞又主张必须由政府方面牢牢把握利权，不许民间染指。他说：
查铁路一事，虽系便商之要策，生财之大宗。然与别项商业不同，实关系全国之脉络，政今之迟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宫民知识之通塞，故筹款招股无妨借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国家。⑥他明确宣称：“盖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①因此，他一方面积极支持鄂、湘、粤三省绅商收回奥汉铁路修筑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将此路交由绅商自办。他惟恐商办铁路会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忿忿指责“江浙粤等省办路，绅民皆争商办，气习嚣张，极为无理”②。为了避免铁路利权落于绅商之手，他不惜以借洋债筑路而排斥民间股金，“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策之上也③。当时便有人批评张之洞“以官办压商办，以外资压内资”④，违忤民意，不得人心。由于张之洞极力压制商办粤汉铁路，但又慑于民众情绪不敢将筹借洋款修路一事“轻邃上奏”，粤汉路直至之洞去世，都未及动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①《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②《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④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7页。
⑤《全集》，卷首下，第34～35页。
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七。
②《全集》，卷四十五，奏议四十五。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八，公牍三十三，批兴山县请试办铅铁矿务。
①《全集》，卷一百零八，公牍二十三。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王彦成：《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5页，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1年版。
④⑤《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⑥《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⑦《全集》，卷十，奏议十。
⑧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六，电报卷三，武进盛氏刊本，1939年。
①《全集》，卷一百九十，电牍六十九。
②《张之襄公电稿》卷五九，第8页。
③《全集》，卷一百九十一，电牍七十。
④《全集》，卷一百九十二，电牍七十一，致京瞿尚书。
⑤《全集》，卷一百九十三，电牍七十二，军机处来电。
①《申报》，1894年10月13日。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全集》，卷四十三，奏议四十三，《筹设商务局片》。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③《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五，公牍三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覆商部。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
②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9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东方杂志》五卷第十号《大事记》。
第四节“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⑤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①，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①。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②。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③，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④。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⑤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①，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②。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③。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④。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①。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