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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而乔年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1902年生。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相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晳，身材瘦削，人称他为“白面书生”。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1923年陈乔年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近两年时间里，他学习异常刻苦认真。除集中精力学好“东大”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相互传阅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研讨各种问题。为了使自己能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他还抓紧一切机会，以惊人的毅力赶学俄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顽强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译成中文，并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200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京区委又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的政府前请愿，遭到段祺瑞军警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执政府门前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死伤20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陈乔年正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他目睹反动派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无比愤慨，不顾生命危险，立即会同李大钊、赵世炎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陈乔年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没等痊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投入更紧张的战斗。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陈乔年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时，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后，中央调他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同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不久，陈乔年亦被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陈独秀被撤销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后，也来到上海，他并没有从大革命的失败和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邪路。陈乔年坚决反对他父亲的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次，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提出了批评，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着谈着，父子俩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结果只好不欢而散。乔年夫妇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陈独秀也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当时在场的黄玠然说：“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了！”
1928年的春天，也是陈乔年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那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形势，他日夜奔走，做发动工作。
2月16日这一天，陈乔年正在上海滩英租界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迅速包围了会场，将陈乔年等11人全部逮捕。当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陈乔年，在与他同时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周之楚的共产党员，敌人也不认识他。为了保全陈乔年的安全，狱中的党组织决定安排周之楚来顶替陈乔年的职务。那时，周之楚也毫不犹豫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陈乔年，因而也乐意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周之楚的父亲是一个华侨商人。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到处托人营救，致使国民党特务不仅弄清了周之楚的身份，同时又使陈乔年的身份暴露出来了。此时，陈乔年急忙托人将这一情况转告党组织，一方面对党尽力营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请求党组织不要为了营救他费力花钱。陈乔年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定。虽然受尽了酷刑，吃尽了苦头，但他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的消息，相反，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对于陈乔年的被害，父亲陈独秀不胜悲痛，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终日心神不定。那时，陈独秀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仅仅保留党籍。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时刻怀念自己牺牲的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
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于是请人弄了一点酒菜以表示庆贺。他先斟了满满一杯酒，以此敬奠从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接着他又斟了满满一杯，当他举起这杯酒时，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老泪纵横地说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了两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又慢慢地自语道：“延年，乔年是我几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两个，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竟走在了我的前面。”说到这里，陈独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据与陈独秀共过事的人讲，陈独秀这个人生平有过大笑，也有过大怒，但从未流过泪。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如此悲切。足以表露出他和延年、乔年两个儿子深厚的感情。
当乔年牺牲的那年，他的姐姐，陈独秀的长女陈玉莹，后改名筱秀，正在安徽上学读书，一听说乔年弟又如哥哥延年一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禁不住悲痛万分，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没想到体质本来羸弱的她，经过旅途的劳累之后，一时痛恨交加，患血崩，病死于上海一家医院。那时，陈独秀经济十分拮据，女儿玉莹的丧事还是陈独秀的一位好朋友出钱料理的。
乔年牺牲时，妻子史静仪正怀着他们的儿子（亦说是个女孩，已处于襁褓之中）。孩子出生后，取名“红五”。为此妻子史静仪只得隐姓埋名，将孩子送到当时的救助会去抚养（亦说乔年牺牲后孩子染病死亡）。
陈乔年与妻子史静仪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期间相识，回国后才结为伉俪。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三子松年：时刻想念父亲的儿子
陈松年（1910—1990），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他一生经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当他1910年出生在安庆时，父亲陈独秀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也是后来的继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来很少回老家。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的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那一副样子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父亲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啊！
陈松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去上海、北京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早些年仅在大学读过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学的渊源，自学了不少古典东西，也很有文学修养。
陈松年3岁时的一天，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这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亲密。当陈家有难之时，大家都愿意相助。邻家的一妇女知道官兵在追捕陈家子弟，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真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这时，哥哥延年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当他们兄妹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他哥一眼。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还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那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们兄妹二人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至于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松年的姐姐死时年仅28岁。
松年青年时代，可说是灾难频频降落在陈家。在他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他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其中还有父亲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
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然后继续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到达四川江津。
陈松年一家在和父亲流寓江津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全家就靠他们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的生活。在这里陈松年尽力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
在人们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而此时的陈独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别怕寂寞，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就这样陈松年一家在这里陪伴父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除了自己直呼潘兰珍为母亲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
在江津，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了，紧接着父亲陈独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于战乱，松年只好把两位老人，暂时安葬在那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看在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份上，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