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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婉与王伯秋分手后，随母亲卢慕贞定居澳门。1921年3月19日，孙婉在澳门与早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戴恩赛结婚。戴恩赛，广东五华人，191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次年公派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8年学成回国，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政治组组长及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1年冬天，孙婉生下一个女孩。孙中山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并亲自给她取名“成功”。寓意一则他领导的革命成功，二则希望外孙女长大成人后能成就一番事业，对女儿的这个名字，孙婉夫妇也欣然接受了。1922年，孙婉再生一子。这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于永丰舰上指挥抗击叛军。为了纪念这件事，教育后一代，孙中山先生给外孙取名“永丰”。
1929年2月，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全权公使。孙婉将两个孩子戴成功、戴永丰托给定居澳门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前往巴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偕儿女移居澳门。1955年，戴恩赛病逝。
早年尽管孙婉与戴恩赛结了婚，有了新家，也有了孩子，可是她依然念念不忘王蕙和王弘之两个孩子。姐弟俩也时时思念自己远居澳门的母亲。1947年，因工作需要，王蕙从上海去了台湾。大陆解放前夕，姐姐王蕙要弟弟速去台湾，可是，对国民党早已有些失望的王弘之终于留在了大陆。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天各一方。
到台湾的王蕙一天也没有忘记去澳门寻找自己的母亲，然而母亲在澳门的什么地方，还是孩提时代的她听父亲讲过，而今情况也不十分清楚。于是王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已经故世的父亲的一位好友，找到了在台北的舅舅孙科，还是舅舅派人去澳门查问，才找到了母亲孙婉。从此，母女开始用通讯的方式联系。1967年，王蕙从台北来到香港与分别多年的老母亲相会。母女相会时，自然想到了王弘之。于是蕙立即给远在上海的弟弟写了一封信，邀他到香港来相会。
当已进牛棚的王弘之接到分离多年的姐姐的信之后，顿时喜上眉梢。然而冷静一想，在这“史无前例”的年代，去香港不是里通敌国或台湾的国民党吗？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冷了下来。于是，咬了咬牙，将信也烧了。
当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动乱结束时，王弘之也被从牛棚中解放了出来，此时他想到该给自己时刻怀念的姐姐和母亲去封信了。当他按照姐姐当年来信的地址，去信香港时，信却被注明“查无此人”而退回了。再寄，又退回了。一连写了10余封信，均被注明“查无此人”的字样而退回。
1979年的春天，王弘之万万没有料到，母亲孙婉也托一位姓林的商人到上海来找到了他。林先生的父亲与王弘之的外公孙中山是好朋友。从前两家来往一直很密切。王弘之与林先生商定，在这年的7月，学校放暑假时，去香港与亲人团聚。
这年的春末夏初，一直留居澳门的戴成功来到北京拜见外婆宋庆龄时，从外婆那里得知哥哥王弘之在上海。后来，戴成功又来到上海与哥哥王弘之相会。戴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还拿出了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而今已变成老头子。”当女儿告诉他，哥哥王弘之7月份要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见离7月天数不多，就高兴地对女儿戴成功说：“快了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乐极生悲，祸从天降，此时孙婉由于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然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1979年6月3日抱着未能与儿子见面的遗憾与世长辞了。终年84岁。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正当母子团聚的希望就要实现之际，却突然破灭了。此时的他，跪倒在地，遥望南天，内心默默地祈祷：“安息吧，母亲！”
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会。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了弟弟，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终于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先生高兴的是，他父亲王伯秋的照片，已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先生有四个外孙，这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两次婚姻，共生四个孩子。他们是大女儿王蕙、小女儿戴成功和长子王弘之、幼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姐姐到澳门，却仍然留在广州，后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的研究。后不幸患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可说是英年早逝。戴成功随母亲移居澳门后，一直跟随母亲，为了照顾母亲终身未嫁。1991年4月9日，戴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其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以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女士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委员。
王弘之先生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退休前为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副教授，现为享有终身荣誉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弘之先生与李云霞结婚生有二子一女，两子是王志雄、王志纮，一女是王志玲。近些年来，王弘之先生经常参加外祖父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1996年，王弘之夫妇还应邀赴北京参加外祖父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蕙女士1947年去台湾与税兰洲结婚，生三子税力耕、税道耕和税儒耕。1998年，税兰洲在台湾去世。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子孙科：爱读书的国民党高官（1）
孙科（1891—1973）是中国现代政坛上既特殊又复杂的人物，孙中山先生惟一的儿子，其母为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字建华，号哲生。青年时代的孙科曾留学美国，留学期间，遵照父亲孙中山的嘱咐主修文科，兼理科。191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次年回国，到广州大元帅府任秘书。1921年，出任广州市市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孙科主持广州特别党部工作。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
1928年至1949年，孙科历任国民政府委员、铁道部长、考试院长、立法院长、行政院长以及国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49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4年到台湾，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病逝于台北。
少年时代的孙科，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便投身到反对清廷的斗争之中。其后又协助父亲孙中山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孙中山去逝后，孙科追随蒋介石，坚持反共政治立场，成为中共中央1948宣布的43名国民党的头等战犯中的第13名。
异域的求学生涯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894年，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4岁的孙科就随着父母漂洋过海，逃到了檀香山。那时的檀香山还没有学校，父亲为了中国革命到处奔波，教育孩子的任务当然就落到母亲卢慕贞的身上。卢慕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像所有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望子成龙，于是亲自教儿子读《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书，还教儿子临摹字帖。7岁的孙科进入伯父孙眉办的私塾读了四五年书，在这里，他熟读了四书五经及《昭明文选》等一批中国古典名著。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之下，他刻苦学习，从小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
1901年，孙科在檀香山离开了伯父开办的私塾，进入美制小学。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主办的圣东尼学校，从此，他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这所学校里，孙科同学的年龄一般都只有六七岁，而年长且已懂事的他比其他同学显然要用功多了。由于他读书很用功，总以优异的成绩跳级，所以，原为八年制的小学，他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毕业了。
1906年，孙科考入檀香山四年制的美式中学——圣路易士学院。学校离家较远，孙科毅然离开了母亲，住校读书。从此开始了他独立的生活。
檀香山，给少年孙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孙科除了读书外，每逢星期天或放学后的时间，他还经常到伯父的牧场去养马和牛。那时，孙科总喜欢逗着那些牲口玩，六七岁的他就学会了骑马。孙科学骑马时很勇敢，骑马时马背上既没有鞍子，也没有缰绳，只是在马头上系上一根绳子充当缰绳，他便纵身跃上马背，那马就在草场上狂奔不止。就这样，由于马难以控制，以致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有一次，孙科骑马时不慎从马背上翻下来，头被撞破了，血直流，他也不吭声，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怕大人知道后，再也不让他学骑马了。
1912年6月，孙科同妹妹孙和孙婉一同赴美留学。美国的加州大学入学条件很严，除考试一般课程外，还要求学生必须懂得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年8月，孙科参加加州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感到德语、法语和拉丁语是没问题的，惟独希腊语的考试没有把握。如果希腊语考试不及格，孙科进入加州大学就无望了。为此他十分着急，这个难题还是蒋梦麟帮助他解决的。蒋梦麟告诉孙科说，希腊语和汉语对于美国来说都算外语，如果能说服校方，用汉语代替希腊语，这个难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孙科在蒋梦麟的陪同下，找到加州大学东方语教授傅兰雅（Dr。John。Fryer）。傅兰雅曾到过中国，在中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教习，当孙科把用汉语代替希腊语的道理讲给傅兰雅听了后，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感情，以及孙科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的一种同情和敬意，他二话没说，便欣然同意了孙科的要求。在此同时，傅兰雅还用英语问了许多有关四书五经中的内容，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的孙科对他所提的问题都一一作了准确的回答，傅兰雅非常满意，当即发给孙科一张汉语考试及格证书，使得孙科顺利地进入加州大学学习。
那时，孙科的父亲孙中山为国事日夜操劳奔波，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他得知儿子顺利进入加州大学学习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欣慰。他特别嘱咐儿子要文理并重。因此，孙科根据父亲的要求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在留学美国期间，孙科牢记父亲的谆谆教导，勤奋好学，各科成绩都很好。1916年，孙科在加州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经济及财会，另外还选修了新闻学。1917年6月，孙科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获取商科硕士学位。
一生爱读书
孙科自幼在父亲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之下，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书时，孙中山先生就曾经从英国给他寄了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是一套一百多册的英语文学书籍，该丛书收录的都是英、美等国著名作家的小说、剧本。在信中孙中山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科与父亲得以有一段短暂的相聚时间。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儿子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科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其寓所还挂着一幅自书的“养浩然之气，读有用书”的得意书法作品，以告诫自己，公务虽忙，仍要不忘读书。
孙科在美学习期间，曾对文学很感兴趣，特别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父亲孙中山反复嘱咐他要多读一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论著。有一次，孙中山来到旧金山，看到孙科房间里摆满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就对他说：“你不要在这些书上多费精力，因为它对今日中国没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中国人现在是要救国，你要多读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书。”
在美留学期间，孙科还经常收到父亲从各地寄来的各种有关中西文化的书籍。如在国学方面就有《通鉴纪事本末》，王船山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