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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黄兴有8个子女，廖夫人生有一欧、一中、一寰、振华和德华。徐宗汉生有一美、一球两子。黄兴另外还有一女，名文华。人称黄兴给子女取名颇有“面向世界，振兴中华”的寓意。长子一欧，早年曾随父一同从军，参加过武昌起义，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黄兴的次子一中，曾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回国后，先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和中央银行任职。一中先后同罗钦珍、杨英女士结婚，生有三子三女。
三公子一寰，曾留学日本。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一寰强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当局逮捕下狱。获释后回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后参加远征军，途中双目失明。生有一子一女。
黄兴的长女振华，毕业于中西女校，先后两次赴美留学，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次女德华，曾就学于金陵大学。抗战后，肄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嫁给薛君度。薛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薛君度曾任国内拍的电视连续剧《黄兴》的顾问。
黄兴与徐宗汉的两个儿子一美、一球也各有所成。一美毕业于巴黎大学，先后服务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和赈济委员会，后与张继之女张瑛成婚。一球先后在德、美研究航空机械，抗战后回国，在民航公司工程部任职。后与程潜之女程博德结婚，生有子女各一。
文华，肄业于上海民生、博文等校，后与黄文山结婚。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先后在中央大学、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和中山大学任教。
黄兴的子孙现居全国各地，均有建树，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长子黄一欧：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黄一欧（1892—1981），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的长子，母亲为黄兴先生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别名黄祖光。1892年9月2日出生在长沙。
1903年，父亲黄兴从日本回国后，执教于家乡长沙明德学堂。那时小一欧便跟随父亲入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其后父亲在长沙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反清活动，并秘密组织华兴会。事情败露后，遭满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黄一欧自幼随父投身革命。1905年，13岁的黄一欧亦远涉重洋，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在这里读书期间，黄一欧认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一批革命人士。1907年，年仅15岁的黄一欧经孙中山等人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从此投身到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的斗争之中，成为父亲和孙中山等人的得力助手。
从1910年春天开始，黄一欧奉父亲之命，奔走于日本与香港之间，为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做准备。在此期间，黄一欧的主要任务是联系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秘密从日本购买一批枪支弹药，然后暗中运往香港，不久被留在同盟会设在香港的统筹部工作。
1911年3月，黄一欧以缺额补员考入广州巡警教练所，并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始在内地进行反清宣传，同时将从日本购买回的枪支弹药秘密运送到各起义点。在此期间，黄一欧亲自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死里逃生，成为这次起义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
从此，黄一欧化名黄祖光，并受同盟会派遣回到广州、长沙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与一些革命同仁在长沙成立了“野球会”。该组织以练习棒球为掩护，团结革命志士，再次发动起义。事情泄漏后，黄一欧遭通缉，于是再次东渡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黄一欧再度奉父亲之命回国，组建江浙联军，并担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参加过光复上海的战斗。其后为了配合武昌起义军，他率沪军联合浙江、江苏等地方军攻打南京。正当他在前线作战时，接到在汉阳前线督战的父亲黄兴的手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的题字，勉励他努力作战。在父亲的鼓励下，他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指挥得当，受到当地军民的一致好评，也深得父亲及孙中山等人的器重。
1912年，黄一欧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年，父亲黄兴叮嘱他，趁年轻之机“好好读书”，黄一欧于是只身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外交与经济。1915年，蔡锷将军准备发兵讨伐袁世凯，不料被袁世凯得知，便被软禁于北平。为了帮助蔡锷将军逃出北平，黄一欧奉命从美国来到日本，与程潜等人设法帮助蔡锷脱险。在他们的帮助下，蔡锷终于躲过袁世凯的爪牙的追踪，由天津至日本，再经香港、越南，然后安全到达云南，使蔡锷在云南顺利举行了讨伐袁世凯的起义。
1916年，父亲黄兴去世，黄一欧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1917年，黄一欧任湖南省铁路警备司令，并加入到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之中，其后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协助周震麟开展驱逐湖南省督谭延辏У幕疃�1924年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1925年以后，黄一欧历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安徽省槽运局长以及天津特别政府参事。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黄一欧逐步认识到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路线，并于1929年起，开始参加了一系列的反蒋活动。1931年，黄一欧应孙科之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2年，孙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后，黄一欧任立法委员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独裁，一想起先父创立的中华民国的宗旨，因而心灰意冷，此间曾多次请辞未准。无奈之际，直到1941年后，便以养病为名，离开官场，回到老家湖南，从事实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人劝黄一欧先生出山，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对来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民怨沸腾，败势已定。”1948年3月，黄一欧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黄一欧被聘为湖南省政府顾问。解放军进军湖南前夕，黄一欧团结在湖南的辛亥革命老人，积极行动起来，劝说驻湘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放下武器，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黄一欧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曾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间，黄一欧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珍贵历史文物捐献出来，还撰写了不少有关父亲黄兴及辛亥革命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后，黄一欧先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众多的海外关系，做了大量的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81年1月12日，黄一欧先生病逝于长沙，终年89岁。
黄一欧先生的妻子彭承祉，生有一子一女。其中儿子黄伟民承祖父之志，一生从事体育工作，晚年，继承父业，从事民主党派工作。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幼子黄乃：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黄乃（1917—2004），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原名一寰。黄乃在他父亲的8个子女中是最小的一个。当黄乃还在娘胎里时就经受了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的父亲——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黄兴已于他出世的前一年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因极度的悲痛，导致腹中的他早产。1917年1月的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便开始了他多难而坎坷的一生。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初期，他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黄乃先生于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一
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的一天，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黄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学。在读初二时，黄乃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进入高中时，黄乃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写文章。受其影响，儿时的黄乃就已踌躇满志，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正当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34年，也就是他读高中之时，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伤正休学在家的黄乃从报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他把这一想法给母亲和哥哥们一说以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还有一些丈夫黄兴的生前挚友，可以代为照顾儿子，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黄乃也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在这期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就在黄乃被捕不久，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出面四处周旋，不久日本警察便释放了黄乃。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在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先生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此间，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1942，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三
解放战争期间，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黄乃的病情后，立即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