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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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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琪:我然后再说。(杨: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政府干什么?(杨:是啊。)那就搞“完全市场”就行了。(杨:对对对。)但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完全市场”是不够的。这是我后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收获。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资本论》。(杨:哦。)而且《资本论》的前六段是要背下来的(笑)。(杨笑:哦!)老师要求我背下来。然后我就发现,在马克思之前,或者是马克思之前的李嘉图之前的斯密,他是强调“自由发展资本”的,但是不行呐!包括马歇尔他们,搞完全自由化,不行呐!所以政府如果只担当“守夜人”的职能是不够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公共服务职能”。    
    杨林林:公共服务职能都包括什么?    
    陈东琪:那就是说,你可以搞公共基础设施。由于厂商或者说投资人,他关心的是盈利的项目,而盈利的项目通常是要短期的,所以对长期的项目他们是不大关心的。(杨:嗯。)比如说治河流、搞生态?(杨:是啊!)搞跨区域的大型设施工程?他不愿意去搞,因为他看不到短期盈利前景。作为一个厂商,他唯一的动机就是利润。(杨:嗯。)所以他对项目的选择肯定是短期行为。(杨:嗯。)在这个条件下,你比如说基础设施政府他不搞,那谁来搞?就要政府来搞对吧?这就是公共服务职能的问题。所以后来凯恩斯理论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1936年的《通论》里面已经发现,单有市场是不行的。(杨:嗯。)所以他提出来,政府一定要做一些公共项目,因此他提出了“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提出政府要让一些人去挖坑,那之后工人就有收入了,就可以拿这个收入去买商品了,他买了商品呢,生产的商品就不会积压在仓库里,就能卖出去了。这就带出来了一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    
    杨林林: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    
    陈东琪:对。那么这个挖坑的钱由谁出?政府出。什么手段?发国债。发国债意味什么?政府搞赤字。赤字的话就搞扩大开支。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搞通货膨胀来发票子。所以他说,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是这个代价,从长期看是值得的。(杨:嗯。)所以我说政府提供公共品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服务型”,就是提供“公共品”。    
    


第四部分刘福垣 访谈录

    “以人为本”是对“发展”最根本最高的看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博士  研究员    
               刘福垣 访谈录    
    (4)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现在中国带“化”字的东西这么多,到底应该“化”什么?主要该“化”的是“三农”    
    刘福垣:我发现,其实从“十五”时期以来,人们的发展观就已经在孕育着变化。(杨:嗯!)当时我们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他们,都准备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写到“十五规划”里去。(杨:是吗?)但是有人不同意。(杨:为什么?)有人觉得“以人为本”不就是“人本主义”?这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他在这儿搞混了。好多人还查了一大堆资料,说外国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提出来的,啊,好象我们不应该提这个。其实“人本”是针对“神本”的。    
    杨林林:那是人类的一个重大进步?    
    刘福垣:对呀!而我们讲“人本”呢,是针对“物本”的——针对的是那些就知道搞固定资产投资啊的。其实最“以人为本”的是邓小平。他一上来先解决“吃”的问题,然后解决“穿”的问题。“吃穿用住”,一个字一个字地解决了人的需要,GDP自然就上来了。    
    杨林林:你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刘:如果就GDP抓GDP,实际上是搞不好的。)对。那么你当初提出“以人为本”的想法,是哪年?    
    刘福垣:是5年前筹备“十五”规划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孕育新的发展观了。但是那个回合没有打赢。(杨:时机到不到?)哎。这回在写“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提出这个事儿,要求把这个事儿弄好。所以我把新发展观的想法又重新写了,还开了一些研讨会。我们的一些领导包括马凯主任,都认为这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写进去。结果在这个时候,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把以人为本写进去了,还加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因为家宝总理是从十六大的一贯思想、又针对当前的问题,提出来的。    
    杨林林:嗯。    
    刘福垣:什么是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最本体的东西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是什么?是“人”的变化、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变化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杨:嗯。)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现在中国带“化”字的东西这么多,但是“化”什么?“化”的对象是谁?我认为对中国来讲,化的对象首先就应该是“三农”,就是要改变农业生产的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结构。    
    杨林林:对——!    
    刘福垣:所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是现代化的不同侧面,不是三个阶段。咱们现在有些地方都把它搞成了四个阶段啦——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杨笑)而且认为现代化呢,就是搞得漂亮一点,高楼大厦。(杨笑)实际上“现代化”里边那个“代”,就是“时代”——哪个时代?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这个时代,这就是“现代”。所以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有一半“现代化”了。我们的工商业和城市人口,实际上已经在现代化了,只不过是现代化水平高低的问题。(杨:嗯。)而没有现代化的部分,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咱们农村那2。6亿“小农”啊,相当于封建社会在21世纪的“活化石”。    
    杨林林:唉!……    
    刘福垣:现在的城乡,差得太远了。所以要“化”的就是三农。不是上马几个厂子就叫“工业化”了,上几个商店就是“市场化”了,盖几栋楼就“现代化”了,这想法不对!(杨笑)现代化的对象是“小生产方式”,“化”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东西没搞清楚,所以好些地方会把现代化的指标搞了那么一大堆!    
    杨林林:我看到过,有二、三十个指标?    
    刘福垣:是啊。这些问题都属于“发展观”系列。发展观必须从“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说起……所以,如果理论不彻底,政策必然左右摇摆    
    杨林林:透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讲话里不是提出“可以继续探讨”吗?我觉得这体现出我们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充分注意到了,现在有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理论、到观念、到实践、到操作,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步步地更靠近真理。您说是吗?(刘:是。)    
    (9)很多干部心里都明白:“圈地”侵犯了全民资产和下届政府的经营权,但……    
    杨林林:如果咱们翻过头来说,对于这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说立法和执法是重要的?它可以规范某些关系。(刘:嗯。)那么你觉得,我们在土地方面的法律到现在跟上了吗?    
    刘福垣:没有。好多法律都没有跟上。我认为这方面确实有失误。(杨:嗯。)不过,如果真的立了法,由于当时我们的相关理论还不彻底,就必然造成什么呢?即使立了法,也有可能是在错误指导思想之下立的,那样造成的失误可能会更大。(杨:哦。)在变动的关系中,人们还没看清楚这些关系的正确走向,如果就匆匆地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那就会越走越偏。(杨:嗯。)比如说农村的大包干,什么几十年不变的这个家庭经营,当时要是立了法,那就很难了。    
    杨林林;现在这方面倒是没立法,但是跟立了法也差不多。不是几十年不变吗?    
    刘福垣:红头文件是把它规范下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呢,是从上到下还没有完全把对马克思的误解摆开呢,又把西方经济学拿来了,成了“一锅粥”似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忙忙立法,怎么立?我认为,在两种公有制条件下,土地是不能搞批租的。就是说,地租不应该落到私人手里,应该落到社会手里。    
    杨林林:您曾经说过,土地是“最”怎么样的?    
    刘福垣:土地是保值增值最稳定的一个资源。    
    杨林林:你还说到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谁的?    
    刘福垣:是全民的。(杨:嗯。)政府顶多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这个终极所有权。所以政府和其他人,都没有权力买卖土地。而只能在两种“所有权”之间买卖——在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和集体所有制的代表之间。政府把土地圈过来再批给企业,就侵犯了全民的所有权。(杨:嗯。)另外,政府得到的那个“租”,你用它搞建设?就等于把“租”变成了“税”。因为土地是全民资产按要素分配得到的收入,它就应该归全民所有。那么“税”是什么?是政府“强制分配”的部分,这部分应该可以用来搞公共品呀、政府用啊。现在呢,地方政府把“租”变成了“税”,就侵犯了全民资产,要让它使用50年、70年,就又侵犯了下届政府的经营权。    
    杨林林:圈地既侵犯了全民资产,又侵犯了下届政府的经营权。您说得很清楚。那么在目前的地方政府中,能把这些概念和关系搞得象您这么清楚的,您碰见过吗?    
    刘福垣:碰见过。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我都碰见过!从我提出这个观点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做了上百场报告。(杨:嗯。)包括在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我做报告的时候他们都是鼓掌的,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在他们具体做的时候,没有人按照这种观点去做。(杨:为什么?)这个“批租”啊,说白了,既有大官儿的利益,也有大款儿的利益。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不是去看一个观点到底对不对,而是看这个观点对他有利还是没利了!    
    杨林林:唉……!不少人已经是越来越“见利忘义”了?    
    刘福垣:是啊。我还搁这儿傻说呢。我走到各地都讲。有机会就讲!我不是吹牛,我在哪儿讲课,都是掌声不断,笑声不断,一致拥护。(杨:这个我信。)我的书放在走廊里,等我讲完了,马上这书就一抢而空!经常是这样的。(杨:因为你讲得透。)一个是透,另外是大家有同感。哎!但是当某个干部在台上的时候,他明知道我说得对,可他也要看领导脸色,还要看某个决策对他自己升官儿是否有利。    
    杨林林:您说的很实在。    
    刘福垣:所以现在就象当年马克思说的,现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是……现在连有些经济学家都拿“分成”了是吧?我们这些人都是“毛”啊,附在哪张“皮”上呢,他就代表哪张“皮”的利益,就说哪个“皮”的话。有些经济学家之间争得一塌糊涂,实际上背上都代表着不同的“皮”呢。所以都成了背后那张“皮”的“托儿”了。所以很多学者是这样、官员也是这样。人家代表人家那个阶层、人家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既然你搞了市场经济,有了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想要社会不分层也不现实。作为学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个事儿痛心疾首,要求人家都跟咱们想法一样。不过我们在潜意识里,代表了更多一些人的利益就是了。现在咱们探讨的这些事情,人家并不是不知道。有些领导刚下台,观点马上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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