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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做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分！西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诸如此类的无法无天，到了同治皇帝十八岁的时候，有了一点转机。同治皇帝十八岁得结婚，结了婚便算成年人，太后垂帘听政就得结束，于是，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愈来愈近了。
在皇后的候选人方面，两宫太后各推荐了一个，同治皇帝选中了慈安太后推荐的封为皇后，把西太后推荐的封为慧妃。使西太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结婚后，西太后老是找岔，说怎么可以天天在房里鬼混呀，也要到慧妃那边走走啊，同治皇帝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母亲，感到厌倦，于是那边也不去了，反倒化了装，溜到皇宫外面去扯，最后生了病。皇后跑去照顾他，没想到西太后脱了袜子，潜行到幕后偷听，听到皇帝说：
“你暂时忍耐、忍耐吧，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两个月后，十八岁的皇后吞下黄金自杀。于是，垂帘听政的局面又回来了，西太后在形式上失去的政权，在两年以后，在亲生的儿子被她逼死以后，又回到她手中来了。
同治皇帝死后，按照规矩，应该找比他晚一辈的人继任新皇帝，但是晚一辈的一出来，西太后又老了一级，她是受不了的，于是，她把她妹妹的孩子，她的外甥，推出来做清朝第九个皇帝，就是德宗光绪皇帝。德宗当皇帝时只有四岁，比起穆宗当皇帝时只有六岁来，起算点更低了，西大后更有时间去大权独揽了。
就这样的，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的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在西大后联合慈安大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六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六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仑美矣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航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人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合。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要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