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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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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以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的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的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姓。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的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的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的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的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并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拚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的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吗?”我欣喜的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读:“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的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的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的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的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的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的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拚命的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的笑着,将她紧紧的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的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的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妈妈,如果我拚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那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的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动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的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的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零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面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的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的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的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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