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察一下就业契约与主人和奴隶、仆人以及妻子所签订的家庭劳动契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就业契约。
在20世纪80年代，婚姻仍然没有完全去掉“残酷起源”的痕迹——就业契约也没有。
工人和家庭主妇的角色进入公民社会的故事相对较晚。
旧的英国主仆法起源于女王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工匠法》，直到1875年，它还没有完全被废止，1875年的雇主与雇工法承认契约双方的平等地位。
从此以后，“家庭”劳动契约成为（公民）就业契约。
在这一变革完成之前，司法者一直难以准确断定仆人与奴隶的区别。
英国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家庭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奴隶。
1772年，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声称英国的奴隶买卖“就像在我们的西印度属地的奴隶买卖一样无所顾忌”。
瓦尔文：《黑人和白人：1555～1945年的黑奴和英国社会》（Black and White：The Negro and English Society，1555…1945），第50页。
同时，根据标准著作里的一个数据，英国大约有15000名黑人，其中大多数可能曾经为奴，不过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奴隶第一次有规模地被运入英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他们通常被称为仆人。
1677年，总检察官宣布“贸易和航海法应当视黑人为财产和商品”，黑人作为财产的地位在依据共同法的判决中得到肯定。
同上，第39页。
英国法官对于奴隶的地位的观点和判决矛盾百出：有的说“根据共同法，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对其他人的所有权……根据英国的法律，奴隶是不存在的”（1706年）；有的说：“从西印度来大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奴隶，无论是否追随主人，都不是自由的，主人对于他的所有权并不因此而确定或改变”（1729年）。
瓦尔文：《黑人和白人：1555～1945年的黑奴和英国社会》，第39页。
在1772年的萨默塞特案例中，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合法的——例如，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在抨击已婚妇女法时就援引了这一案例——但是，在英国只有强制性输出奴隶才被禁止；对奴隶人身的所有权没有受到冲击。
曼斯菲尔德在对萨默塞特案进行判决时说，他希望人作为财产的问题“永远不要盖棺定论。
因为我会使所有主人认为自己就是自由的，而所有黑人认为自己就是不自由的，因此而使双方都不能进步“，戴维斯（Davis）：《1770～1823年革命时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70…1823），第488页。
显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不只他一人。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对共同法的注释相当有名，他对自由劳动和胁迫劳动问题的一再修正十分引人注目（也许是为了与其导师和庇护人曼斯菲尔德保持一致）。
萨龙（FOShyllon）在《英国黑奴》（Black Slaves in Britain）一书的第5章中提到过布莱克斯通曾一度改变说法。
萨龙详细分析了文本的变化以及不同版本的出版日期。
在《评论》（mentaries）的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中，布莱克斯通写道：“自由精神在我们的宪法中根深蒂固，……奴隶或黑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土地，就立即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一切与生俱来的权力方面都立即成为自由人。
“在第二版中，布莱克斯通补充了这样一个从句：”虽然主人也许仍然拥有对其服务的权力。
“在第四版中，他在写道，奴隶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因此是自由人；虽然主人可能继续拥有对其服务的所有权“。
显然，他最初的说明与他在第一版第一卷第十四章的一个观点（在随后几版中有所改变）是相抵触的：奴隶或黑人在踏上英国的瞬间立即成为自由人；亦即，法律保护他享有自己的人身和财产。
但是，主人合法所得的对约翰或托马斯的服务的永久权力将原封不动；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终身处于从属地位的状态，与七年（有时更长的）学徒期没有什么两样。
布莱克斯通爵士：《英格兰法律评注》（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卷，第1册，第14章，第424～425页。
布莱克斯通也许还会补充说，奴隶地位与妻子的终身从属地位和永久提供服务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同家庭契约彼此之间很难区别开来。
把工人和就业契约与仆人和家庭契约区别开来是在19世纪后期，当时的契约主义者认为（公民）奴隶契约只不过是一种延长了的就业契约。
那么自由工人与仆人和奴隶的区别何在？一个参与过父权主义争论的人认为“有很多就业契约是完全合理的，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个协议实际上使雇员放弃了日间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自由，甚至不得不做老板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在明确的界线之内）。
“范伯格：《法律父权主义》（Legal Paternalism），《加拿大哲学杂志》，1971年，第1期，第121页。
这种观点引起了一个问题：既然就业契约造就的是自由工人，那么他为什么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由”呢？更准确地说，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因为三百年来，契约学说一直都在宣称对主人——老板、丈夫——的从属就是自由。
此外，自由问题在这里被曲解了。
契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不涉及一个人是否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而是指人们具有以自己所意愿的任何方式听从吩咐的自由。
如果有关人士都“按自己的意愿行动”，那么经济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即使有可能，也很难形成。
问题不在于不受限制的抽象自由，而在于工作、生产、婚姻和性生活中的社会关系。
男女关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自由的吗？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是集体决定的吗？或者说，政治权力是由男人、丈夫、老板、公民主人操纵的吗？自由劳动或就业不同于非自由劳动，原因据说就是：第一，工人与雇主都是法律上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两者处于平等地位；第二，因为就业契约（除非是公民奴隶契约）具有时间上的限制；第三，非自由劳动者得到的是保护，而工人得到的是工资，工资是自由交换的标志；第四，因为工人并不是出卖自身，甚至也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他只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服务，只出卖人身所有权的一部分。
工人和非自由劳动者似乎处于相反的两极。
我在第三章曾经指出过，人们一成不变地用来把自由雇佣劳动者与非自由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标准并不是坚不可摧的。
一个在法律上自由平等的公民当然不可能是财产，但是旧时南方奴隶制的捍卫者宣称这种制度产生于契约，并认为奴隶不是主人的财产。
对古典契约理论家在自由劳动和胁迫劳动的区别上的看法进行考察，也会使人不得不怀疑第二条标准是否站得住脚。
契约主义者捍卫“开明”奴隶契约，却因此而表明作为自由工人的标志的就业契约的时间标准是极其脆弱的。
黑格尔说：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我的能力交付（别人）使用，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的能力便获得了一种与我的存在总体和普遍性相外在的关系。
通过外化我的全部时间，使它凝固在我的工作以及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中，我就使另一个人的财产成为我的存在……我的人格的实体。
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第67节。
社会学家对于这种观点的反驳通常是，把零零碎碎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与终身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的情况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一反驳有一定的道理。
但它没有反击契约主义的这一观点：否认个体具有在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让渡自己的人身所有权的权力是一个武断的限制。
只要人们认为能力可以获得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关系，可以被视为财产，契约主义的观点就是无可辩驳的。
这样来看待能力同时也暗中承认，雇主与工人的“交换”与其他物质财产的交换没有什么两样。
劳动力是为了工资的交换，接受工资是区别自由工人和非自由工人的第三条标准。
工人获得工资——但工资与保护不大容易区别开来。
我曾经说过，工人即丈夫/养家糊口的人意味着保护是工资的一部分。
并且，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工资中包含保护。
工人与雇主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金钱。
工会为工人所争取的实惠除了提高工资之外还有很多，在由执行非个人性规则的呈金字塔形的管理者进行日常经营的巨型官僚企业里，提供的保护除工资之外，还包括五花八门的奖金和临时津贴。
例如，一个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矿业公司为雇工提供住所，严格地按等级进行分配，在具有良好传统的村子里，乡绅每逢圣诞节还给工人妻子两只火鸡。
威廉姆：《暴露的伤口》，第116页。
当代资本主义的管理者为了迫使工人服从，还定期审查他们的个人特点和工作习惯，在更高的层次上审查他们的忠诚与责任感。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忠实的服务”，忠实被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
爱德华：《竞争领域：20世纪车间的变革》（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139～141页。
工资之所以是保护的体现，原因是，就业契约（与婚姻契约一样）并不是一种交换；这两种契约创造的都是持久的社会关系——社会依附关系。
马克思评论说资本家“获得了维持和增加资本的生产力”，他是通过一个“与交换有质的不同”的过程获得这种力量的，“只有在用错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一过程称为交换”。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73年版，第274～275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契约主义的理想中并不包含资本主义就业。
就业不是雇主与工人之间断断续续的契约的连续，而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一契约，工人必须在契约期限内为某企业工作，听从雇主的吩咐（就像科斯所阐明的那样）。
胡。本尼昂（Huw Benyon）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因为服从而挣钱。
“本尼昂：《为福特打工》（Working for Ford），第253页。
就业契约是开放的，不是关于某一特定行为的契约，只有雇主具有最终权力决定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艾伦。福克斯（Alan Fox）认为1875年的法令使就业契约“实际上不成其为契约”；也就是说，不再是双方自由讨价还价的契约。
如果工人和雇主能够就就业契约的条款、期限和条件而相互协商，直至达成一个互惠互利的结果，那么就业的一切方面就都必须有协商的余地。
任何雇主都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决议。
福克斯认为“纯粹的契约学说具有不利于雇主的含义，雇主的统治是否是专横的，或者说他的统治是否超出他的权力范围，对此他再也不是惟一的法官。
“福克斯：《超越契约：工作，权力和信托关系》（Beyond Contract：Work，Power and Trust Relations），第183页。
如果讨价还价可以不受限制，那么雇主所占有的政治权力（借此而使雇主成为雇主）就会消失；除了“纯粹契约”，还存在着一种由雇主所执行的就业契约。
如果工资把使依附者与契约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保护也包括在内，那么雇主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
给些金钱之外的好处，在婚姻契约中，给些“慷慨的”家用钱或“帮忙”做些家务，这都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实施这两个契约还可以采取其他手段；丈夫可以采取暴力，国家也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强制措施，保护雇主以及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男权结构，要妻子和工人为自己的不服从行为付出代价。
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婚姻契约和就业契约的批判以“交换”和“劳动力”范畴为基础，他们的批判力量因此而遭到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