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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性契约的故事使我们获得了这一重要的基本观点。
政治理论必须放弃起源和原始契约的故事，远离契约和作为所有者的个体领域。
推崇“原始的”立约行为就会系统地抹杀自由和从属之间的区别。
自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契约制。
虽然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忙于借助契约外衣的时代，人们很少把政治创造性用于发展一些必要的自由协约新形式，使男人和女人能够得以建立政治关系，但是这样的协约是存在的。
如果人们想使政治关系不再与奴隶制相似，那么自由的妇女和男子就必须同意维护能够使他们自主的社会条件。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同意遵守一些限制。
自由需要秩序，而秩序需要限制。
在现代公民社会，个体自由是不受限制的——秩序是通过统治和服从而维持的。
如果男人的统治要为男女的相互自主所取代，那么个体自由就必须受自由植根其中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右翼政府曾经就自由问题而夸夸其谈。
人们从有限的父权主义的角度看待国家，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以及私人企业的语言占据了官方政治论战的主导，当前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也持同样的腔调。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旧梦不再时兴。
这种梦想的过时也许是有理由的：尽管有关国家隐退和国家权力减弱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是国家的军事和监督能力近些年来却有迅猛的提高。
当前的个体形象常常身穿战斗服，手握冲锋枪。
在一个契约学说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的时代，个体自由语言的危机和国家权力的广泛膨胀并不出乎人的意料。
用一句话总结说，契约破坏了自己生存的条件。
霍布斯很久以前就表明，契约——环环相连——需要极权主义和剑来阻止战争。
原始契约的虚构要想不走向一个不可能有开端的终结，后现代的原则要想是愿意而不是强力，那么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故事。
重述性契约的故事本身并不提供一个政治纲领，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好的行动和政策路线，女性主义者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与其他政治运动结成联盟？重述性契约的故事也没有为这项艰难的工作提供任何捷径。
然而，这个故事一旦讲述出来，人们就获得一个新的视野，来对政治可能性进行评估，来判断这条道路是有助于还是妨碍（或者两者皆是）了一种新社会的创立，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把性别差异视为自由的不同表现的观念的产生。
一旦政治起源的被掩盖了的故事浮出表面，政治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原貌。
自然、性别、男性和女性、私人、婚姻以及卖淫就成为政治问题；我们所熟悉的对工作和公民生活的男权理解就会因此而成为政治问题。
人们必须对新的通向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反男权制的道路进行探索。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讲述原始契约故事的政治环境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敌意。
男权结构和男权分工也已经不再像它在1867年改革法和1968年的动乱之间的时期那样坚固。
工人、工人联盟和工人阶级团结和阶级博爱广泛存在的旧的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已经消失，“就业社会”的观念在当今已经成为空想；由养家糊口者、作为家属的妻子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在当今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只是作为少数而存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分开/统一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长期的政治忠诚已经不复存在，新的社会运动向女性主义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是从不同的角度。
男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对男性性权法则保持沉默，但是对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来说，超越男权公民社会的两极对立，创立自由关系，使男性从自主女性那里得到反映，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
波德莱尔（Baudelaire）曾经写过：“一个具有‘完成’主体和‘终结’主体的不同的世界是存在的，一般地来说，‘完成’了的东西并没有‘终结’”。
引自R海曼：《尼采：批判的一生》（Niatzsche：A Critical Life），第360页。
关于性契约，我已经完成了我不得不说的东西，但是这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这个政治虚构仍然显示出生命力，政治理论不可能摧毁活生生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