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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觉，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来到一家牙医诊所去干活。他干这个
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
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
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她们咋办？”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
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再填进烟斗里抽。他的外套是
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个钟头。他说，“不
该这样对待一个人，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了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
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都不知道
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了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
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一块月牙形蛋卷了，圣拉扎尔车站那儿有一
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戈
韦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
经过时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直到
现在还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
搔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
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
地全神贯注了一阵，随即便是寂静无声——一种单调沉闷的、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
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了
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
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
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窗
子，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内赃。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蜡缩在我
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
种情形持续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
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
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螺旋，一
群群腿细长、羽毛漂亮的候鸟出现了，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的静止湖面上腾空飞起
，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地、异常缓慢地，
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
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
上顶着一个花盆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踏发出的声响、
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
开节目单时发出蹊卒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下了，把它乱塞在座位底下
。最小的变故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们心自问
自己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
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
挥又开始了，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搔痒，或是猛
地记起了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
节，可是回忆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了，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清醒而又不安。于
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
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本身，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
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它结束得这么快，音乐嘎然而止
，灯打开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
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
，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纳闷，作为一个女人
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是不是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
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
音乐太难把握了，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
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了，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
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
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
若是想听，他无论何时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子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
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
，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以为自己对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了，大家都笔直地坐了起来，他们是
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
来，或是把帽子扔掉。
这支曲子里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他本会迫使我们拼命、发疯的，只要
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
笑时记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见，这酿成了大错。
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得用爆炸声或梯恩梯炸药告终。拉
威尔为了形式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心猿意马，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
，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民他双时撑着
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
，他的架势像是正在摆好姿势叫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
水牛比尔。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的两条腿叉得很开，她的脖子
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
栏杆上打吨儿——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
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一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走出音乐厅
回家去！
睡觉是基调。再也没有人在听了，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了，也无法去梦想，即
使音乐本身也成了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怀
孕后生了一对双胞胎。
人人都在生某种东西——只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她昂着
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
动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生着大鳍的鲸鱼、
桑给巴尔、西班牙式城堡。瓜达尔基维河沿岸有上千座清真寺在闪闪发光。冰山深
处的时光尽是淡紫色的。莫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
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
第07章
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
置于一个有幸能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替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
要还给他们饭吃。我得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这样总光顾我倒使
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中有两个是圣人——若是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尤其是卡普
特，人们有天早晨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一个大口子。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
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发现他一丝不挂地瘫在床上，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时
至今日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的还是自杀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回
想起我在纳南塔蒂的住所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把纳南
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上一家寒伦的旅馆里才又重新记起他来。我睡
在铁床上，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
暮地眼前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叫他的——无足轻
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我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便住在这儿。他在扮演一
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了我两条盖上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
就蜡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一天里的每一小时都有零活可干——假如
我蠢到呆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
：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
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
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俟他吃完饭就拣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
我来了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得掸灰，椅子一定得按规定的样子摆
好，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
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顿。可我现在
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若是我到晚上还没有
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我还以
为你已经死掉了呢。”
他明知我一文不名，可还是每天都告诉我他刚刚在附近找到了廉价出租的房间
。我说，“可你知道，我还租不起一个房间呢。”
这时他便像中国佬那样眨眨眼毫不在意他说，“哦，对了，我忘了你没有钱。
我总是忘事儿，安德里……不过等电报来了……等莫娜小姐给你寄来钱，那时你就
跟我去找个房间，好吗？”话音未落他便又力劝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六个月
……七个月……你在这儿对我帮助很大。”
纳南塔蒂是一个我在美国时从未为之效劳过的印度人，他自称是一个有钱的商
人，一个珠宝商，在巴黎拉斐特大街有一套豪华房子，在孟买有一座别墅，在大吉
岭又有一所带游廊的房子。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笨蛋，不过笨蛋有时却具有聚起
一大笔财富的天赋。我当时不知道他曾在纽约给旅馆老板留下两只大珠子抵帐，我
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小个儿一度曾在纽约那家旅馆大厅里摇来晃去，他拄着乌木手
杖，将侍者挥来斥去、为客人订午饭、使唤茶房去买戏票，按天租用出租车……这
时他衣袋里却一文钱都没有。他只有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大珍珠，把这些珠子一个个
卖了换钱用。我还觉得好笑的是他常傻气十足地拍拍我的背，感谢我对那伙印度人
还不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非常聪明！”他还告诉我某位好心的神会报答
我的善举。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印度人——有一回当我建议
他们向纳南塔蒂借五美元时，他们都吃吃地笑。
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位好心的某某神将如何报答我的善举。
我不过只是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的奴仆，得时刻听从他的吩咐，他这儿需要我
——这是他当面告诉我的。一走到便盆旁他便嚷道，“安德里，请给我拿一壶水来
，我要擦一把。”这位纳南塔蒂从不愿用手纸，想必这是同他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
吧。他不用手纸，却要一壶水和一块破布。他还挺娇嫩，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有
时我正在喝一杯他扔进一片玫瑰花瓣的淡茶，他来了，冲着我的脸放一个响屁。他
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他的古吉拉特语词典上想必没有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