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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的覆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绩。
击毙〃轰炸之王〃
成都地处神州大地的国防纵深地带，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设于此，这里便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指挥中心。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这里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３路司令部、空军第５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显然，它也是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指挥中心。为此，侵华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
日本轰炸成都始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８日。那天，日军１８架轰炸机来袭，遭到中国空军２０多架驱逐机拦截，当即被击落１架。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１日，日海军第２联合航空队２６架轰炸机又袭成都。
就在６月１１日这一天，苏联空军又有志愿航空队４个大队来华支援，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各率领一个由２０架重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由苏普伦和柯基那基各率领一个由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组成的驱逐机大队进驻重庆。这大大增强了中国抗击日寇的空中力量。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５日，库里申科大队长率重轰炸机大队袭击日占汉口机场，不料座机的左发动机被击中。他单发飞行返航，途经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坠落长江，光荣殉职。为了纪念这位异国勇士，中国人民后来在万县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国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到１０月，苏联空军援华达到最高峰，当时在华航空人员达４２５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副顾问胡鲁耶夫、参谋长伊里茵也常驻成都，并经常与中国空军共同研究对日空战的对策。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故决定派驻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日，天气晴朗。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９架重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突然飞临日占汉口机场上空。当时，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正兴高采烈地翘首蓝天，迎接木更津航空队６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中国空军避战还来不及，岂敢到〃皇军〃头上动土，因而毫无戒备。下午１时３０分，这批日机刚刚降落，苏联机群突然飞临，将炸弹全部倾泻下去。５０多个１００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４名校官和１名尉官当场被炸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等２５人也身负重伤，指挥轰炸重庆的日第１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３４架日机被炸毁，而苏联轰炸机仅１架受轻伤，胜利凯旋。
１０月１４日，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再次出击，２０架轰炸机于１２时１３分轰炸日占汉口机场，一举炸毁日机６０架，毙伤日陆、海军航空队官兵３００多人。事后，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苏联轰炸机群在凯旋途中，又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９架日军战斗机交战，结果又击落３架日战斗机。
冢原二四三心如刀割，本队飞机４０架被炸毁的第１３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进行报复轰炸。１１月４日，汉口基地残余的可以远航到达成都的７２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倾巢出动，由奥田喜久司大佐亲自带队，一路杀气腾腾，直扑成都。按计划，奥田的第１３航空队３６架飞机，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各１８架飞机，分别轰炸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机场。
１１月４日晨，驻成都中国空军第３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即将来袭的情报，立即命令第５大队起飞２９架驱逐机严阵以待，准备给日机以迎头痛击。第２９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И－１６驱逐机９架在成都上空巡逻。第５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２６中队６架И－１６驱逐机在温江上空警戒。第１７中队的７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２７中队的７架И－１６驱逐机则梭巡于成都、温江空域。
当奥田直接指挥的第１３航空队首批２７架〃九六〃式攻击机飞临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中国空军第２９中队迎头痛击。邓从凯求战心切，当他发现日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猛拉机头，迅速爬升到有利高度，对准日机猛然开火。日长机见遭到攻击，拼命机动逃脱。邓从凯哪里肯放，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其击落，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事后查明，这正是日海军第１３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奥田早在１９３７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５日接上坂香苗任第１３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在１１月４日的成都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在日军中很有名片的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一开始，他就投入了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３分队长，曾率６架〃九六〃式攻击机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地；另一个是细川直三郎大尉，曾任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３分队长，曾率５架〃九六〃式攻击机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享有〃轰炸之王〃之称的奥田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他与森千、细川同时丧命，给日军侵华航空队带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邓从凯在击落奥田的座机后，自己的座机也被日机击中，光荣牺牲。他所立下英雄业绩，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激战在天府之国上空
——抗战时期的重庆空中保卫战
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盆地，历来以地肥水美、五谷丰登而著称于世，因此，早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１９３８年，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之下，南京、武汉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迁到了位于四川盆地中央的重庆。
然而，尽管重庆远离抗战前线，但对于这一中国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军哪里肯放过。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等人卖国求荣，从重庆出逃，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极大震动。日军大本营认为，这是打击重庆政权的大好时机，应立即发动空袭。于是，日本陆军航空兵司令官江桥英次郎中将命令第１飞行团开始行动，并把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作为首要攻击目标。
血 战 山 城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日、日本本土〃各务原〃机场。
一架崭新的单座单翼银白色飞机正在跑道上进行最后的检测。它的各个部件都是由日本著名的二菱公司下属的名古屋飞机制造厂生产的，半个月前才运到此地。
下午５时３０分，试飞员志摩胜三顺利地将这架暂命名为〃十二试舰战〃的原型机飞上天空。为了保险起见，新型收放式起落架并未收起。飞机笔直地飞行了５００米以后，平稳地降回地面。
在场的有关人员都感到喜不自胜，因为新战机的开发完成已是指日可待了。
９月１４日，委托设计的日本海军验收了该型战斗机，并预定第２年正式加入海军航空队服役。根据日本军用机的命名惯例——取皇纪年代的后两位数，这一年正好是皇纪２６００年（昭和１５年），于是，这种新型战斗机便被称作〃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
日军大本营对〃零式〃战斗机寄予厚望。此时，日本陆、海军航空队正对中国腹地的重庆、成都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由于路途遥远，日本现役的战斗机无法护航，日军轰炸机只能单枪骑马去执行这危险的任务。结果，可想而知，日军轰炸机一进入四川盆地，立即成了中国空军驱逐机的活靶子。在连连损兵折将之后，日军大本营终于清醒过来：轰炸机终究是需要战斗机掩护的。于是，下决心要研制出一种远程战斗机。〃零式〃战斗机就是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要求研制的。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５日，日本海军与三菱重工的技术人员，终于完成〃十二试舰战〃的各项测试飞行。
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获知这个消息后，岂不及待地提出了申请。７月２１日、１５架〃零式〃战斗机在几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的引导下，直接从日本九州飞往中国大陆，火速加入了攻击重庆的第一线部队——驻汉口的海军第１２航空战队。１０天后，日本海军正式将〃十二试舰战〃纳入制式机种，首批命名为〃零式舰上战斗机〃。 〃零式〃飞机的参战，很快扭转了日本轰炸机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空军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１９４０年８月初的一天，一架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突然遭到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日军战斗机的追踪，不久，前线的地面监视哨也报告发现有一种小而快的飞机出现，机腹下挂着炸弹状的物体。
由于对这种日军新式飞机的性能还不了解，摸不清虚实，所以，为防不测，中国空军当局下令：如遇上这种小型战斗机，暂时回避，不与其交战。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第４大队第２３中队中队长王玉琨带领５架И－１５驱逐机在重庆上空巡逻，突然耳机中传出〃小鸡来了！〃的告警声。
按事先与地面电台的约定，若是出现轰炸机就立即接战，如果是小型飞机就暂时回避。于是，王玉琨立即一个转身，带着两架僚机离去。但另一个３机编队的长机陈盛新上尉却没有反应，继续向日机的来向飞去。２号机王广英中尉急忙赶上前去摇晃机翼，并用手势询问陈盛新的耳机是不是坏了？（И－１５机上只有收音耳机而无发话机）陈盛新却一脸茫然的表情。情急之下，王广英又做了一个掉头转弯的大动作，陈盛新这才反应过来，跟着转向回航。
降落之后，王广英禁不住上前拦住陈盛新质问道：〃你想要我们３架飞机去给日本人送礼吗？〃
没想到陈盛新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竟〃呵呵呵……〃地傻笑起来。
王广英立即明白过来，陈盛新的头伤后遗症又犯了。在这之前的一次空战中，陈盛新的座机不幸被日机击中，陈盛新在驾机迫降时，撞伤了头部，伤势减轻之后，他就归队继续参战，虽然勇敢精神依然如初，但头伤留下的后遗症却使他的反应能力越来越差。
这正是中国空军的一大隐患。我方不仅飞机性能难敌日机，而且飞行员在３年来的血战中大量伤亡，又不能及时补充，许多飞行员带着伤残的身躯继续保卫祖国的领空。
尽管中国空军的飞机比不上日机，但老是一味地避战也不是办法。飞行员们终于忍不住了，纷纷向上级请战。
在飞行员们的再三请求下，中国空军当局决定集中主力进行机动编组，以大机群来对付日军的新式飞机。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４日，中国空军第４大队的１９架И－１５和９架И－１６，以及第３大队的６架И－１６，一架接一架地从机场上起飞了。升空后，两个И－１５品字形编队在前，И－１６编队在后方担任掩护，浩浩荡荡向重庆方向前进。
半小时后，И－１５编队长机王广英中尉发现从高空窜出一群白点正以可怕的速度扑向后上方的И－１６机队。
几乎在眨眼之间，И－１６的领队长机爆出一团火焰，直坠而下。那是第２４中队杨梦高中队长的座机。
王广英意识到情势危急，立即用双腿夹住驾驶杆，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向上高举，示意后方的两架僚机提升高度成战斗队形。后方的康宝忠少尉立即爬升，而另一僚机李中尉却未注意有情况发生。王广英再次用手指向日机方向，李终于看到那群快速翻腾的日机，刹那间受了惊吓一般，反将座机推向低空。大敌当前，王广英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只好带着康宝忠一架僚机向日机群冲去。
原本在４５００米高空担任掩护的И－１６机队，根本没有料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