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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离婚之后，“合族笑姨痴”。因为结婚以前高家已经说明高绎祖的恶劣品行，可是袁机偏偏遵循从一而终的信条，往火坑里跳，终于闹到离异的惨境，这不是自找的吗！不是发呆傻吗！仅仅是指腹为婚一说，何况男方家长主动提出解除订婚约，若那时退亲，一点也不亏于礼法，而袁机不根据实际情形，偏要坚持婚约，实践从一而终的信条。袁氏家族中许多人为袁机的傻气而惋叹，也是符合情理的。把坚持这种贞节观认为是办傻事的，不止是袁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社会上也大有人在。前面《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文中所提到的浙江乌程沈姓孀妇不改嫁活活饿死，被邻里看成是“愚妇”就是显例。
同情袁机的人，可惜的是她的人才，认为是鲜花插在粪堆上，糟踏了；讥笑她的人是认为她过于迷信从一而终，不值得，也是认为她是高人，太可惜了，同样含有同情的成分，所以两种看法的人有个共同点，即都为她惋惜。袁机为什么会有惨不堪言的悲剧，她以为是天命，是天的安排，是她命中注定的，所以在《追悼》诗中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又在《随园杂诗》写道：
草色青青忽自怜，浮生如梦亦如烟。
乌啼月落知多少，只记花开不记年。
一切认命，活一天算一天。袁枚有时也把妹妹的遭遇看作是天意，在《哭三妹五十韵》中说“天高不鉴之”，但是他比袁机清醒，认识到妹妹的行为，是读书后按照义理去做吃的亏。因为袁机自幼跟随袁枚听课，“爱听古人节义事”，长大了，自身去实践，倘若她不读书识字，“或未必艰贞若是”。袁枚基于这种考虑，责备自己读书，带累了妹妹。袁枚看到书中节义教育对袁机的作用，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说得深刻而又简练的，还是袁树的“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的话。袁机的悲惨命运，不是老天安排的，无可改变的，而是她本人读书，自觉接受三从四德的说教，葬送了终生幸福。
世态剪影（二）第12节 袁机“遇人不淑”的不幸婚姻（4）
这么说是咎由自取了，对这不幸的人还要横加指责？不然，是那种社会教育，那种社会制度造成的，袁机是那种教育的忠实信徒，因而也是当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实又何尝是她一个人呢！
“女子无才便是福”
袁枚因袁机的不幸，沉痛地说“斯真所谓女子无才便是福也”（蒋复敦《随园遗事》）。他原是不信“女子无才便是福”的，这是痛苦极了，从反面悟出这个道理。人们有时把女子有才华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头，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咏叹：“似此才华终寂寞，果然福命误聪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无。陆建《哭从母》中也说“谁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袁机那个时代，许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一点的一个同乡叫童大姑，字克敦，“七岁解《内则》，十七适高某，无才志，童时时讽谏，形诸歌咏，皆刺血以书，冀夫感动。二年，郁郁死。遗诗一卷，大都讽夫思亲之语”（光绪《杭州府志》卷五十一）。刺血写诗谏夫，丈夫不理会，郁闷中迅速死亡。她大约惟一比袁机好一点的是没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机的一位章氏姨妈，“嫁非其偶”，不时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诗句（《随园诗话》），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巧妻常伴拙夫眠”岂止章氏念叨，已成为流传社会的常用语。
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有德”，“女子无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礼教不让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违背三从四德，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加宣扬，清代也不乏其传播者。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在这两类人之间，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了！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却很有道理，因此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两般秋雨庵随笔》）。《红楼梦》里大观园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被贾宝玉传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贾探春就责备宝玉：“你真正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可见大家闺秀忌讳把诗作传到社会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随园诗话补遗》），大约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无才便是福”是压抑妇女的言论，是封建卫道者所宣传的，本来没有道理，可是以奖掖后进为己任，收了十数名女弟子，把三个妹妹诗作椠刻出来的袁枚为什么也无奈何地表示出一点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会现实，使人感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无抗争，倒不招社会摧残，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于短命夭亡，不至于夫死非要守节，无知无识者的生活要痛快一些，总比才女活得那么累的好，这不就是“女子无才便是福”吗！因此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女子无才便是福”：其一，它是压迫女子的观念，是封建社会压抑有才华女子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传三从四德的伦理；其二，宣传无知比有才好，由于女子逃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无知识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于满足，这样“女子无才便是福”又含有一点道理。当然，这道理不是说让女子愚昧有理，压迫女子的观念有理，而是说女子屈从于男性社会现实，糊里糊涂，少受些痛苦。笔者在这里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实际。
道理和实际常常是分离的。上层社会女子读书明理多，讲妇道的多，寡妇不改嫁的多，下层社会女子的这些讲究来得少，寡妇再嫁的多。谁信守封建伦理谁倒霉。“纵教青史留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袁树说得对极了。袁机笃守从一而终，在《如皋县志》、《杭州府志》里被立了传，连《清史稿》也把她写入《列女传》，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样悲惨。血泪换来的节烈之名，实在太残酷了，宣扬这种道德的社会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树兄弟把袁机的不幸归之于读书有才，有一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确与读书有很大关系。读书之无用，在古代就体现在女子身上，不允许她们施展才能；而男子则可读书出仕，读书又是那么有利可图。有用与无用是对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会给有聪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击。所以读书之有用无用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政策，在于那个社会允许不允许女人以及男人读书并发挥作用。袁机及其同命运的女子的历史，可以用以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凡能给读书人以发挥创造才能，特别是能给女才人发挥能量机会的社会，是有创造力的、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反之。
世态剪影（三）第13节 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1）
溺女是女婴刚一坠地，就被淹死，它是清代社会相当流行的恶习。光绪四年（1878）翰林院检讨王邦玺缮写奏折，请求禁止民间溺女。他写道：
民间生女，或因抚养维艰，或因风俗浮靡，难以遣嫁，往往有淹毙情事，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该省向有救溺六文会章程，行之多年，全活不少。无如地方官奉行不力，致良法未能遍行，请饬责成州县劝办。
清朝因此发出上谕，要求江西巡抚刘秉璋督催州县官认真办理六文会，并晓谕居民，“嫁娶务从简俭”，以清除溺女之源，还令咨行各直省督抚，一律照此办理（《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卷二十八）。这个奏折和上谕，全面涉及了溺女现象产生的原因、状况、拯救办法，下面就来谈谈这些具体问题。诚如王邦玺所说，溺女是风行全国的事情，兹就笔者所见资料，列表以明之。
地区状况资料出处
江西于都溺女相沿已久，皆以为当然同治《雩都县志》卷五《风俗》
宜黄民俗多溺女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连江知县王艺山行状》
乐平生女辄溺之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朱衮传》
石城溺女，邻邑皆然，石为甚道光《石城县志》卷一《风俗》
兴国溺女之俗由来已久，目下为少同治《兴国县志》卷十一《风俗》
浙江金华江右风俗多溺女，浙江而金华尤盛钟琦《皇朝琐屑录》卷三十八《风俗》
永康俗产女多溺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沈藻传》
浙东吴恩诏任金衢严道，禁当地溺女民国《歙县志》卷三《官迹》
镇海俗生二女辄不举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张骏业传》
永嘉奁资盛而女溺光绪《永嘉县志》卷六《风俗》
长兴俗多溺女光绪《锡金县志》卷二十五《顾璞传》
安徽和州俗多溺女不举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宋思仁传》
泾县同上嘉庆《泾县志》卷十九《懿行》
芜湖风俗喜男厌女，弃者众嘉庆《芜湖县志》卷二十《育婴堂碑记》
宁国府俗多溺女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程候本传》
旌德女多辄不举嘉庆《旌德县志》卷一《风俗》
徽州府俗多溺女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余铭传》
铜陵旧习产女有勿举者，近严溺女之禁乾隆《铜陵县志》卷六《风俗》
福建尤溪俗生女多不育，相效淹溺乾隆《尤溪县志》卷九《恤政》
古田其俗溺女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二十四《叶世纪传》
漳州俗多溺女乾隆《尤溪县志》卷九《恤政》
湖南常德府彭希郑任知府，禁民溺女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彭希政传》
广西陆川嫁女者多厚妆奁，中人以下之家因而溺女民国《陆川县志》卷四《风俗》
江苏句容产女者多溺之光绪《句容县志》卷十《曹之辛传》
苏州府吴俗溺女火葬光绪《锡金县志》《耆硕传，华久藻传》
高淳溺女风习之酷烈，无如淳者光绪《高淳县志》卷二十一《溺女戒》
吴县地多溺女民国《吴县志》卷七十《葛以位传》
表中所列七省的府县，无疑是溺女风习严重的地方，其他区域的情况，由下面将要叙述到的各地针对溺女而设立的育婴堂一事，亦有所透露，惟是笔者阅读载籍尤其是方志不广，不得其详。
何以造成民间溺女呢？王邦玺说得对——“抚养维艰”。嘉庆间修的《绩溪县志》说，“贫者生女多不举”，贫乏人家现有人口都难以生存，再添女婴，生计更不好维持，只能忍痛淹毙。
世态剪影（三）第13节 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2）
但是何以只溺女而保存男婴呢？所以上面讲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因。清代社会风气重陪嫁，女儿到了婆家，没有像样的嫁妆，令人看不起，还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气，不破费办嫁妆也不行。与其到那时破产陪嫁，不如不要养活了。这就是王邦玺所说的“风俗浮靡，难以遣嫁”，故而成为溺女的一种原因。光绪上谕的“嫁娶务从简俭”，也是看到婚姻破家与溺女的关系。溺女盛行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更清楚，所以同治《雩都县志》说：“为制奁之艰而甘为杀女之事。”有的地方，佃户嫁女儿，要先向地主送银子，名曰“河例”，佃户为免除这种负担，多溺女婴（《吉安府志》卷三十六《义行》，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宜男萱草，古时以为孕妇佩其花则生男男子结亲更费财，为什么单单溺女呢？在这里封建的传统继承制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家庭财产由男性子孙继承，每个家庭需要养活男性后人，再穷也要有个接烟火的人啊！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总是人家的人。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必须有的，由此产生重男轻女思想。在生活困窘、养男养女只能取其一的时候，权衡轻重，就留男而弃女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有的家庭，头几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长们盼望早日抱儿孙，认为哺育女婴妨碍迅速受孕，于是立即处理掉女婴。这就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泾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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