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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20；534；000191023，396，000
190619，898，0001911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以来，每年侨汇1000万两以上，甚至2000多万两，数字巨大，杨晟等的估计一点也不过分。华侨热心于家乡的公益事业、赈灾、修桥、办学、建善堂，乃至于修家庙、建寺宇。福建同安县华侨杜文艮在缅甸经商，于1887年至1908年用30多万两银子在家乡行善，赈济灾民，修缮双溪书院考棚，又给慈禧太后献玉佛，因此使其父母、祖父母得到二品诰封，李鸿章为他建立“乐善好施”牌坊；同县菲律宾华侨陈谦善，先后捐款赈济山东、顺天、直隶、福建灾荒，清朝给予一品封典；同县律华侨柯祖仕，“置祀田为祖祠祭费，设义塾供人来学，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刻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清政府给予道员职衔；同县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志信，在本县筑路，平粜，重修凤山庙，赈济直隶河间府，受到清朝中宪大夫的封赠（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十六）；广东嘉应州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步南在家乡修桥，筑路，设茶亭，给松市口育婴堂、梅安书院、李氏私塾经费（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同县贡生陈国宝，于1867年同治六年往暹罗贸易，同时向该处华侨募捐，回乡重建县育婴堂，收弃婴百名（同上书卷十四）；番禺县新加坡华侨胡璇泽赈济山西灾荒，在家乡建宗祠，周济贫乏，助人丧葬费，187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新加坡总领事（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二），等等。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是民营的一家机器缫丝厂，它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由华侨陈启源创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梅县人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50万元，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6年铁路筑成，全长42公里。潮州籍的暹罗华侨组织华暹公司，购买轮船四艘，从事汕头与曼谷的航运业务，以免这段航运为外国人操纵。不过，总的说，华侨办实业不多。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指出，华侨“于祖国之振兴工艺诸端，鲜或措意及之”，因此才有陈子宣到新加坡游说华侨办工业，不要受人愚弄，爱好虚荣，捐赈捐饷得诰封。
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办造船厂，资金不足，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陈又有捐赈事，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也获得道员虚衔；前面说过的陈谦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捐银助饷；胡璇泽捐献银两，供给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
南洋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解决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我国在18、19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同时，人民生计问题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就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每年上千万两的钱银赡养亲属，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如侨乡潮州人仰赖侨汇为生的占到全部人口的40％～50％。华侨在家乡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惠及了乡亲，人们得到一些救济，有利于改善生活。1894年（光绪二十年）以降，嘉应州接连遇灾，米价腾飞，南洋华侨立即从暹罗、安南、缅甸运回大米，平价出售，遏止了米价的上涨。相比之下，1832年大灾，那时华侨少，无人进行平粜，潮州人吃了苦。这是侨乡人民得益于华侨援助的显例。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3）
其次，促进海外贸易的开展，增加出口，多少弥补了严重的入超。因为有南洋华侨，国内的对外贸易有了两项业务，一是专为华侨生活服务的营业，一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南洋华侨众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中华式的，因此需要国内物品，侨乡的出口，相当部分是对华侨进行的。潮州出口商，“凡（华侨）潮人日常生活所需，皆以配运出口销售”，为进行此种贸易，组织了南商公所等专门机构。福建向南洋输出茶叶，光绪后期每年行销十几二十多万石，获银五百多万两。上海出现南洋庄，专做对南洋华侨的进出口贸易，出口的主要是药材、丝绸、日用百货。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组织南洋劝业会，促进对南洋贸易，由于华侨及南洋土著居民的需要，南洋市场充斥着中国货物。如西贡市场到处是中国食品、杂货、绸匹、药材。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三宝垅佐哈尔市场，有240家商摊，大多是华商，出售碗碟、布匹、杂货、铁器。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物品是：丝绸、伞、瓷器、瓮、罐、碗、盘、蛋类、粉丝、水果、火腿、茶叶、药材、药品、皮箱等。侨汇和因华侨而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多少弥补入超带来的经济损失，薛福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饶宗颐等在《潮州志》中指出：“海外华侨输回之金额，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占一重要项目。”他们还是仅就侨汇而言，加上海外贸易的收益，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了。
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家丝厂，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微弱。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可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出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南洋华侨的中华生活方式
晚清南洋华侨的日常生活、社交、风俗习惯，都同中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穿着、饮食、居住方面。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西贡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邹代钧《西征纪程》），直到1920年，印尼网甲华人的“衫裤式样，俱属华装”，都是用中国产的蓝黄绺条布制作的。前此更应是这种情形了。华侨的中国式着装，影响着所在地的居民，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代，黄色服装供贵族专用，蓝色服装为平民所用，“这个风俗习惯起源于中国”（欧·马·阿利普《华人与马尼剌》），因为中国历来以服装的颜色、质地式样区分人的贱，华侨把这种衣装习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华侨自身采用中华装束的牢固性。华侨的饮食保持在国内的习惯，1866年西贡醉乡楼饭庄“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华味”（张德彝《航海述奇》），菲律宾的华人，吃食中国饭菜、馄饨、杂碎、烧包、米线、烤乳猪、春饼、白菜、粉条、芹菜、豆豉以及荔枝、蜜饯，所用的炊具也是华式的锅、平锅、钳锅。华侨或者把中国
式的建筑移植到南洋，或者使自己的居处具有一定的中国建筑风格。在19世纪末的菲律宾，华侨“屋宇皆华式，店肆皆华款”（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华人住宅和在国内一样，雕刻飞龙、彩云、悬挂匾联，穷人家门口也贴对联，富人家花园，多有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水池。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的花园已多是西式的了，但“楹联匾额所在皆有”（蔡钧《出洋琐记》），保持一定的华风。发型与服饰联为一体，男性华侨在南洋和国内一样梳辫子，三宝垄华人20世纪初才有人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与国内同时出现剪辫子运动（林天知《三宝垄历史》，李学民等译）。拥有清朝职衔的人，在一定场合，还穿起官服，1866年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路过新加坡，侨商陈鸿勋因有都司虚衔，“顶帽补服”地去拜会他（斌椿《乘槎笔记》）。
家庭、家族、祭祖。华侨有大家庭观念，凡成家立业者，多组成直系家庭，以代数多为荣。家庭内讲究夫唱妻随，父慈子孝。华侨出洋，往往是同宗族的人互相招来，团聚在一起。虽是这样，宗亲毕竟还是稀少，于是认同宗，凡是同姓，就以为是亲骨肉，互相帮助。同宗族的人建立家庙，槟榔屿的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等族都有宗祠。印尼有汾阳世家、高阳公祠、杨氏联谊会。各个家庭、宗族极其重视祭祖，逢年过节必祭，清明扫墓，娶亲拜家庙。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4）
婚丧。婚姻由父母做主，一部分在国内结婚。侨乡有所谓“填房婚”，即男子在外经商或出洋，一时难以回家，就由家人代为迎娶，或者让姊妹拜堂。有的侨居地华人间联姻的，还有娶土著妇女的。华人间通婚，采用“六礼”的方法，其实在国内亲迎之礼许多地方都不实行，而槟榔屿的华人却信守不变。华人把中国丧葬方式带到侨居地，守丧时孝子按照古训睡在地上，枕土块。请和尚做功德，烧纸钱，孝子百日以内不得理发、剃胡须。送葬时亲属穿孝服，用锣鼓喇叭吹打，讲究典礼隆重，送葬的人愈多愈好。相信阴阳风水之说，葬期要选定吉日，葬地要风水好的，因为选吉地需要时间，而印尼荷兰殖民当局不许停尸超过一天，华人为时间宽裕，经过强烈要求，获得延期出殡的允准。重视夫妻合葬。墓地立碑，刻字如同国内，“某处诰封某某之墓”（《航海述奇》）。
会馆。前述宗祠是小的社会群体，会馆，依华侨的原籍建设起来，或为一省，或为一府，或为一县，或为所有华侨的组织，是规模较大的群体。它有不同的名称，在会馆之外，或称作公司、公所、公会、同方会。这种组织很普遍，所谓“南洋随地皆有会馆”（《槟榔屿志略》）。西贡有福建会馆、广（州）肇（庆）会馆，堤岸有潮州、嘉应、琼州三会馆，河内有福建会馆，海防有华商会馆，槟榔屿有平章会馆，新加坡有福建会馆，吉隆坡有闽人会馆，仰光有宁阳会馆，巴达维亚有中华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棉兰有福建公所，三宝垄有洪义顺会馆，印尼还有嘉应州、潮州、惠州、琼州、永春、福州、焦岑、大埔、石扇、中山、漳州、玉融（福清）、晋江、安溪、金庆、同安各地会馆，江浙公馆，梅县同乡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华侨在南洋办学，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义学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槟榔屿志略》）。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宫，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崇信关羽，所在皆有关帝庙，如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