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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不许报垦荒、报路不拾遗及献祥瑞，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乾隆帝在施行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宽仁因素之外，是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的宽仁思想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在谋求美誉（好谀邀誉），树立个人的权威所导致。
现在我们来看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乾隆帝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帝遗愿，有的则是乾隆帝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是乾隆帝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十三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帝借用雍正帝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待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2）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
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他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
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清高宗实录》卷一），应当是雍正帝的原意。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清高宗实录》卷四）。礼亲王允礼说在雍正朝，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乐善堂全集》允礼《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3）
乾隆帝自身，在皇子时代，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善堂全集》卷八）。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观点，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惟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乐善堂全集》卷一），又有何益？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乐善堂全集》卷六）。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他非常感恩，无论是在皇孙、皇子还是在皇帝时期，都对康熙帝异常崇敬。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乐善堂全集》卷八）。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五）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
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总之，乾隆帝少年时代从乃祖康熙帝那里接受宽平之政的理念，有着仁善的政治观念，向往宽平之治，以宽为表，以仁为实，希望用宽恤获取众心，营造太平之世；成年后鉴于乃父雍正帝的严猛政治的弊端，深明利弊相循的道理，更加明了实行宽平之政的必要，即位后决意施行宽严相济的理想。
帝王趣话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4）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是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有其强烈性。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清高宗实录》五十七）。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等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说不起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的形象。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在初政时期急急忙忙地去做，如对宗室政治犯的宽贷，前几朝都是慢慢进行的，多尔衮的事，顺治帝不许变，康熙帝维持不动，直到乾隆后期才作出改正。
乾隆帝这时忙什么，不能说不同邀誉有关。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