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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馆，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疫有办法，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馆和坂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问谍人员。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些假证件（ 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 “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一些钱，我回到纽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 “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色乐队〃 。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 月23日的回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就必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了解情况，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必须同样地了解情况。
今天证实，希姆莱设法同西方单独媾和，同别动队试图开展“大赌博”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12月，兰贝恩律师得到希姆莱同意，在苏黎世和斯德哥尔摩同盟国接触。
1943年多月——确切地说是23日——希姆莱在柏林内政部秘密会晤抵抗分子波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莱建议牺牲希特勒，这是单独媾和的必要条件。以忠实出名的希姆莱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波皮茨看来，这就意味着希姆莱接受了这个方案。兰贝恩马上到瑞土去，向他的盟国联系人报告好消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巧合。就是在1943年8 月，别动队的新头头潘维茨又设法把“大赌博”重新搬了出来。
希姆莱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的确，第二战线一再拖延。所以认为英美迟迟不动会影响同俄国人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论出联盟破裂，就太过分了！随着战争发展，德国军队胜利的希望愈米愈小。德国国防军的一大部分将领，从斯大林格勒一仗的败北，得到了特别教训，觉得纳粹德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单独媾和，这就象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漂来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莱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相信可以单独议和，直到末了一刹那，还把愿望当做现实，竟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迷惑莫斯科。
情报中心接到我的报告后采取什么战术呢？ 首先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招降活动。
从情报中心拍来的电报，总是发给各个组长的。我利用这一点说服杰林不要审判卡茨，格罗斯沃格尔和其他人。我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对杰林说：“请看，莫斯科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们联系，如果你审判他们并因而判处他们，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这个看法。
情报中心彻底利用“大赌博”，不断索取更多的军事情报．从1943年2 月开始，德国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一个正常工作的情报网，哪怕是最强大的，也难以收集到这样的情报。最后，情报中心还得以阻止德国渗透到还没有破获的情报网去．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莫斯科索取军事情报，但是谁来决定给哪些情报，还是不给哪些情报呢？ 首先要得到柏林的“大赌博”负责人，盖世太保——缪勒和马丁·包尔曼的同意，然后别动队还要通过巴黎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领导机构，把要求提到德国国防军的西线参谋部。每一次都由冯·伦斯德特元帅本人开放绿灯，传递材料。他对希姆莱和盖世太保的态度，说得最轻，是并非充满友谊的。另方面，无论他也好，德国军事情报部也好，都不知道“大赌博”目的何在。因此，他曾经促清柏林注意所索取的情报是高度机密的。
冯·伦斯德特感到惊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柏林的头头们，是知道内幕的。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所提供的情报只同西线有关。然而，情报中心提出了对红军关系愈来愈重大的问题。
德军情报部在柏林的档案库里有一些文件很能说明送给苏联情报中心的材料是些什么东西，更能说明情报中心的目的何在。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尽量收集军事情报。
这里有几个例子：1943年2 月20日致奥托电：“要求厂家提供军队和武器从法国运往我线的情报。”
第二天，又拍来续电，“德军哪些师团留作后备？驻在何处？ 这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
3 月9 日，情报中心询问巴黎和里昂驻扎了哪些部队，师团的番号，武器的类型。
这类问题，使到别动队十分为难，既不能不答复，用假情报来答复又十分危险。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看清莫斯科并不那么在乎得到这些情报，而是想对证一下所掌握的情报而已。下—封电文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在夏隆·塞·马尼和安古莱姆驻扎的是哪几个师？ 根据我方情报，在夏隆的是第九步兵师，在安古莱姆的是第十坦克师，希查对。”
别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4 月2 日作出确实答复，“在安古莱姆的党卫军新师团没有番号，士兵穿灰色制服，带黑肩章和党卫军徽号。”
4 月4 日续电对该师武器提供了详细情况。
差不多每一天，情报中心都拍来十分明确的电报，别动队必须同样确切地加以答复。这就是单独媾和的缔造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驻扎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同样有电报往来，查问指挥各个部队的军官姓名，英国空军轰炸的结果等。
冯·伦斯德特对于这些愈来愈精确的情报来来往往，愈来愈怀疑，愈来愈不满。1943年5 月30日的电报终于使他忍无可忍。于是在德国国防军和特务机关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情报中心要求说：“奥托，同厂家联系，查清占领军是否准备使用毒气，现在是否正在搬运这种器材？ 机场是否存放着毒气弹？ 存放在哪里，有多少？炸弹的口径多大？用的是哪一种毒气？ 毒性如何？ 是否对这种新式武器进行了试验？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军用的新毒品，名叫盖赫尔的？你应该动用在法国的所有人员，进行这工作……”
这一次太过分了，国防军司令部大大骚动起来。这些先生们在他们之间议论纷纷，并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复这些问题……”显然，别动队并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