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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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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我在当月的1 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 月1 日,乔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
  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 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
  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 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也许,我自己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 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气,但是并投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是,哪里去? ……怎么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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