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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我在当月的1 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 月1 日，乔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
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 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
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 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也许，我自己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 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气，但是并投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是，哪里去？ ……怎么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