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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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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潘维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奥尔和苏珊的口供,他知道这两人肯定了解“大赌博”的底细。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乱中,他决定把他们干掉。我们这两位同志,便被那些胆小鬼卑鄙地杀害在牢房里,然后秘密地埋葬掉。
  潘维茨竟然无耻到写信给苏珊的姻兄保罗·亨利·斯巴克,即当时比利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亲自向他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她的性命。保罗·亨利可以放心了,她会安全无恙,直到战争结束。我深知潘维茨的为人,说不定他就是在把苏珊交到刽子手手里的那一天发出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我同阿历克斯去到弗雷尼监狱,设法了解一下我们朋友们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但是经过一再追问,我们终于获悉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们熟悉盖世太保的习惯,所以只好等侯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一面参阅落葬登记册。由于德国人一向很精确,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处决的日子,我们认为这会使我们的调查方便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潘维茨必需冷酷无情地隐瞒事实和消灭罪证。他犯了双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坟场,经过一次又一次调查,终于在巴岳发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的消息。在登记的那一页下面,注明的时间同估计他们被害的日期相符,上面写着:‘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没有疑问,这就是苏珊和包利奥尔。于是,我们希望看守能告诉我们一点消息,便接二连三追问他们。开头,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吐露真情。虽然盖世太保
  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肯特给逼到墙脚下,无论他转向哪一边,他都明白自己失败了,输了。如果我逃脱盖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会揭发他背叛。从别动队方面来说,自从我被捕以来,肯特是为虎作伥的忠实奸细,奴颜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点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为了争取最后开恩,办法并不多,摆在他前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倍卖力,向主子献媚,施展出最后解数,证明自己害人的本领。
  他的最后一招最为严重,远远超过其余的。
  1940年底,情报局长要求我调查一个人,名叫瓦尔德马.奥佐尔,外号索利亚,过去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个前立陶宛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共和派作战。虽然情报中心怀疑这个人同维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试探一下  ’有没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复说,经过调查,这个人不具备各项安全保证,建议放弃。肯特很清楚同情报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他本人曾译出那些密码电报,包括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
  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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