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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声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已。神经紧张得使我无法忍受，我已经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把我逼到了墙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死。但是我将站着死，一个领导过“红色乐队”的人是应该这样死的。
如果两周之内，情况没有改变，我就开始绝食，直到我能够离开波兰或者死去为止。
我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使我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现在那种地狱般的生活。我的处境是一个囚犯的处境，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监狱。”
几天之后，内政部的一个官员和卫生部的负责人来通知我说，波兰当局批准我到伦敦去疗养。
自由之门打开了……我到了英国首都，在那里同家里人重逢，心情万分激动。英国的声援委员会主席曼特尔夫人迎接我。多亏他们大家，多亏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我打赢了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一仗，而我的对手却是过去的“自己人”。
还有一句话：我是历史所牺牲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光辉指引下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男男女女，受到了蒸蒸日上的革命气息的鼓舞，万万想不到五十年以后，列宁遗留下来的只剩下红场上一具不腐的遗体．十月革命变了质，我们也跟着堕落下来。
什么，在占领冬宫半个世纪之后，在兴师动众处理了那些“离经叛道分子”之后，在犹太人遭到赶尽杀绝，东欧“正常化”之后，在这样一个暴力体制下，竟有人还胆敢淡什么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吗？ 我们追求一个新世界，不惜牺牲性命进行斗争，为的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吗？ 我们生活于未来，而未来就好象信教的人心目中的天堂，用来给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今天的人们打掩护的。
我们想改造人，但是我们失败了。这个世纪孕育了两个怪物；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我们的理想在这场大灾难中破灭了。我们的绝对信念曾使我们的生命富有意义，现在却完全走了样，连认都认不出来了。由于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再去教训别人．但是历史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所以是不会重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
我并不后悔我二十岁开始信仰的东西，也不后悔我所选择的道路。1973年秋天，在丹麦的一个公共集会上，有一个年青人问我：“你不觉得白白牺牲了一生吗？ ”我回答说：“不。”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要从我这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一生中吸取教训……我知道，我们所没有做到的，年青一代将会做到。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但绝不会打着俄国坦克压平布拉格时候的旗号。
1972——1974
附录 名单
从1973年秋天我到达西欧，便写作我的回忆。在这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设法了解“红色乐队”的同志们的下落。为了寻找他们，我重新走上我的朋友吉尔·佩罗所走过的道路。他成功地了解我许多同伴的命运，头一个揭露了比利时布林敦克监狱惨无人道的勾当。赫希和米拉，索科尔就是关在那里的。多亏了比利时当局，我能够在我的朋友雅，克和萨拉·戈德伯格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调查。比利时公共卫生部的调查局和布林敦克炮台的行政当局向我公开了档案．这样，我才能够列出名单来，尽管是不完全的，才能作出初步的总结，不用说，以后还要总结。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人曾经被关在布林敦克监狱。
有二十四人被枪毙或斩首。
有六人被枪毙，时间和地点不详。
有三人自杀。
有五人失踪。
有十人在流放中死亡，〃 红色乐队”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的人，一共有四十八名在战时牺牲。
有二十九名被捕的人生还。
苏德间谍战
——“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著
出版说明
致谢
前言
第一部 学艺
第01章两个场面
第02章诺维·塔尔格
第03章巴勒斯坦
第04章法国
第05章终于来到莫斯科
第06章面对现实
第07章恐惧
第08章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第09章谋害红军
第10章巧克力大楼
第11章追寻魔侠
第12章传说的来源
第二部 红色乐队
第01章乐队的诞生
第02章国际优质雨衣公司
第03章幻想破灭
第04章投入战斗
第05章初步措施
第06章在第三帝国的心脏里面
第07章大老板的死信念
第08章奏乐
第09章费尔南·包利奥尔
第10章我的双重生涯
第11章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第12章情报中心的错误
第13章别动队追踪
第14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第15章“大赌博”
第16章杰林六战六败
第17章祸不单行
第18章特殊监犯
第19章此仇不报非君子
第20章四会朱丽叶
第21章布林敦克地狱
第22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第23章别动队中计
第24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第25章“大首长逃跑了！”
第26章大战盖世太保
第27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第28章别动队受困
第29章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第三部 归来
第01章奇怪的旅程
第02章卢比昂卡
第03章勒福托沃
第04章活死人的收容所
第05章历史的教训
第06章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第07章获释
第08章回到华沙
第09章最后的战斗
附录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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