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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像布鲁特兵500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4城，企图复辟和卓家族统治。道光皇帝命令扬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阿隆、甘肃提督杨芳等率领三万多兵马于七年击败张格尔，收复四城，并诱执张格尔，处死，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西北边疆的和平安定很有意义。
道光年间农民起义多次，道光皇帝不断派兵镇压。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十一年赵金龙为首的湖南江华与广东瑶民起义，道光帝令两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等镇压。鸦片战争后到道光去世的10年中年年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道光皇帝都派兵镇压了。
道光帝还搞了点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是漕粮海运。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道光帝将此建议交给有漕粮的省讨论，两江总督琦善、安徽巡抚陶澍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令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验收。六年春夏第一次海运漕粮成功，900只船运输漕粮160余万石。这种运法只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所谓折色是所征田粮折价征银纱布帛。
第二是将纲盐法改为票盐法。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纲，允许私贩经销的主张。道光帝支持陶澍于十一年推广这种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制度，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假，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
第三是打破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封矿政策，允许矿藏开采。乾隆中叶，乾隆帝害怕开矿会引起闹事，采取了封矿政策。道光朝后期道光帝提出任由老百姓自由开采政策，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对于吏治整顿也有所行动。嘉道时期，官吏贪污之道除漕运和盐政外就是河防。为堵塞这一途，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要求禁止河工费让过往的官员、贡生、监生染指。这年四月，他还处分了一批贪污的河工官员。
道光帝与嘉庆帝一样都算是因循守旧的帝王，但道光帝毕竟比嘉庆帝多点改革精神。这里不妨举个小例子。《康熙字典》，恭维者说无一错误，直到乾隆王锡侯在《字贯》指出一部分，但惨遭文字狱。嘉庆一朝都是维护包庇。但道光七年，道光帝就冲破传统观念，让王引之作《字典考证》20卷，纠正它的错误。
道光帝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事莫过于鸦片战争了。道光帝在汹涌而至的外国鸦片面前采取了先王一贯坚持禁止政策。他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后来又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当他得知虎门销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他以为不可怕，“天朝”可以速胜。当英国舰船北犯，到达天津海口并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时，道光帝傻眼了，害怕了，立刻从主战的立场转变为主抚即妥协的立场。穆彰阿、琦善把英国的强盗行为归罪于禁烟，道光帝听信谗言，撤了林则徐和原任两广总督后为两江总督的邓廷桢的职。他派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英国谈判，要求琦善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意思是既不要给英国割地赔款，又不跟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多幼稚的道光帝啊！这等于既不让闯进屋里的强盗抢走东西，又不必跟他搏斗。琦善对英方让步，私自允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帝将琦善锁拿并先后派杨芳、奕山对英作战。杨芳没有阻止住英军向广州城前进，道光慕陵楠木殿奕山先是冒险后是投降。二十二年八月，英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绝望的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军签订清朝第一个屈辱条约《南京条约》，使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从此由古代步入近代，道光帝也就成为惟一的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他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清史稿·文宗本纪》：“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此论前面说的还准确，但后面不够准确。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有责任，不能尽归在大臣身上，尤其不能归罪于林则徐、邓廷桢等大臣。
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故，终年69岁，葬慕陵（河北易县永宁山），庙号宣宗，谥“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小事明察
道光御用“江山万代”常服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在避暑山庄去世。当日，军机大臣在所拟的遗诏中称乾隆帝降生于避暑山庄。查《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当年担任内军机大臣的是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曹振镛、黄钺和英和。
八月，道光帝即位。他从《高宗实录》中得知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降生于雍和宫内。高宗御制诗里，三处都是这样说的。他立即传旨问军机大臣，大臣回答说他们在遗诏中的那种说法是根据嘉庆帝诗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注。道光帝指出作注的臣子误会了诗意。皇祖诗集，久行于世，不能推委说没读。于是下令托津、戴均元离开军机，卢荫溥、文孚降级。
简朴
《清朝野史大观》有几则关于道光帝生活简朴的逸闻。
道光帝即位后，内府依例给他40方砚，砚后镌有“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太多，闲置可惜，便将它们分给了臣下。
以前皇帝用笔须送紫毫中最硬的。笔管上刻有“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觉得不合用，让户部尚书英协揆到坊间买一般常用的纯羊毫、兼毫两种。
道光帝穿的套裤，膝盖处破了，让人在上面补了一块圆绸，这就是一般说的打掌。臣子效法他。一次，他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御笔《恭俭惟德》道光帝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三两银子。”道光帝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就要五两。”
清文宗咸丰帝
承教嗣帝位 两难苦咸丰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帝爱新觉罗·奕，道光帝四子，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皇帝于三十年（1851）二月二十九日病故，奕继承皇位，是为咸丰帝。咸丰帝，人称苦命天子。《清史稿·文宗本纪》说：“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兢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在位期间，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又遭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所以没有一天使他安稳的日子。然而，他依靠湘军，抑制住了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的扩张。对英法联军，他也派兵抵抗了，但是乏力，最后失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告终。
奕是仰仗了他的老师杜受田继位的。道光帝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23岁已经死了，皇二子奕纲和皇三子奕继幼年就死了，末三子奕（xuān）、奕（hé）、奕（huì）都很小，道光二十年后才出生。其余的皇四子、五子、六子已成年。皇五子奕言行浮躁不能担大事，也不能考虑。继位的只能在皇四子和咸丰帝朝服像皇六子两人中选择。皇四子奕为人老实，但体弱，又是个跛子，皇六子奕䜣聪明，健康，俊美，善枪法。究竟让谁继位，道光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天，道光帝要见见他们俩。奕䜣的师傅卓秉恬，为人梗直，对奕䜣说，“如果皇上问话，你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的师傅是杜受田，足智多谋。他对奕说：“议论时政，你比不上六爷。皇上如果说他老病，不能久居其位，你就趴在地上流泪，表示孝心就行了。”奕按照老师的话做了，道光帝果然高兴，认为他有孝心，开始有了把皇位传给他的打算。一年春天。道光皇帝与皇子去南苑打猎。行前杜受田嘱咐奕不要开弓。如果皇上问原因，就说春天是鸟兽繁殖的季节，不宜伤生以干天和。奕䜣打得很多野兽，而奕两手空空。当道光皇帝问到原因时，奕按照师傅的吩咐作了回答。平庸的道光皇帝认为奕仁慈，便铁心让奕做皇位继承人。
咸丰帝绘《设色人物图》由于杜受田帮助自己登上皇位，自然对他感激涕零。甫即位，就任杜受田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不久又调任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死后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赐金5000两治丧，儿子升官，由检讨（翰林院史官，位次编修）升为庶子（太子属官）。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帝便服像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就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英法联军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咸丰帝“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和无知暴露无遗。他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法、美、俄攫取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获取巨额战争赔款，这些条款对中国危害最大。有些条款虽对中国有损害，但不很大，例如增开口岸通商，准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公使驻京这一条款，则符合国际惯例。咸丰帝对那些损害中国最大的条款不甚痛心，但对公使驻京这一条却是痛心疾首。他一再指示桂良争取取消这一条，以至不惜开战。他感到更难受的是外国使臣可以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不下跪。他觉得这对“天朝”来说乃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