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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三百年-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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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有几次曹振镛也因为有过失,嘉庆、道光二帝不得不交部严议,但结果是一再“加恩”,减轻部议处分。例如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以失察工部书吏舞弊冒领三库银两,部议降二级调用,上加恩降三级留任。”道光二年二月,“承办坛庙工程司员得受官匠银两,复瞩托看册司员蒙混算销,上以该堂官漫不经心,将振镛等交部严议,寻议褫职,上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   
  曹振镛三次担任学政,主持过乡试、会试各4次。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他评举子的文章全看字,看是不是馆阁体。馆阁体字体拘谨,毫无生气。据《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进士中如果谁有个字不合馆阁体,就进不了翰林。判断文章优劣,不看内容,只看字体,多么荒唐!《清史稿·曹振镛传》说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那就得取庸庸碌碌之辈,让这种人管理政事,哪能让国家振兴起来?   
  曹振镛在朝中钳制人口,堵塞言路。朱克敬《瞑庵杂识》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道光初年,曹振镛当政国,很不喜欢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做御史的,他“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缄默守位,寖成风俗矣。”《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上说:道光初年,道光帝为政事弄得很疲倦,苦于章奏不能全阅。曹振镛向道光皇帝献“计”:现在天下太平,臣子好危言耸听,指陈朝廷阙失,是想追求声誉。治他们的罪,他们会说拒谏。以后奏章,不用都看,只选一部分有错误的为据,批评他们,他们为陛下圣明震慑,就没人放肆了。道光帝听了他的话。从此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万马齐喑究可哀”!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道光时期,一般士大夫麻木愚昧,苟且因循。这种风气也可在曹振镛那里找到根源。罗继祖《枫窗三绿》上载了一个故事:宣宗曾大考翰林和詹事,以左思《咏史》诗“巢林栖一枝”命题,好多人不得其解。曹振镛在侧,宣宗问他:“你知道吗?”曹振镛明明知道也说不知道。别人问他为什么在皇帝面前说不知道,他说:“知道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也没什么损失,‘炫己损人,吾不为也。’”作者评论道,曹振镛是以文学受知遇,并擢升到宰相地位,在文学方面应起带头作用,怎能装不懂来显示自己有容,有修养?这就是道咸以后缙绅不学无术的根源。   
  曹振镛的“有容”是表面的,有限的,骨子里是妒忌,不惜暗地里陷害他人。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到一件事:有一次道光帝问:“阮元当督抚已经有三十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多快啊!”曹振镛说:“这是由于他学问优异。”道光帝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曹振镛答道:“他现在担任云贵总督,还天天刻书谈文。”曹振镛知道道光帝不喜欢大臣这样做,怕废了公事,曹振镛这样一说,目的是想引起道光帝的厌恶情绪。结果不久阮元就内调了。   
  曹振镛以自己的言行给晚清造成了严重的柔靡世风:官员们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瞑庵杂识》录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予以讽刺。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生前被当成股肱之臣,死后被谥“文正”。文,道德博闻;正,守道不移。对臣下来说,最美的谥就是“文正”了。在清朝历史上被谥“文正”的大臣只有8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样的美谥,曹振镛哪里配?有人说曹振镛只能是不文不正。可是这样不文不正的大臣,却荣华终生。 
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 
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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