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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是创造力的源泉，三心二意的人到头来一事无成。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似乎是多才多艺的朋友惶恐地对我说：“这几年的光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我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这位朋友谈过恋爱、做过生意、考过托福、当过兼职，每隔一段时间碰到他，他都在捣鼓什么新的行当。后来，搞得样样懂点、样样都不精通，这时他意识到“专一”的重要性，可惜逝去的年华只能追忆了。而另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几年功夫硬是把一张冷板凳坐热了。他没有赶新潮，跟着身边的同学一窝蜂地辅修经济、法律之类的热门学科，而是一心一意地守着自己的专业，一锄一犁地踏实耕耘。”只要自己喜欢的事，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他一连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两位朋友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对“专一”的认识又更上一层楼。任何成功都离不开专一。专一是一把舵，掌好了这把舵，自然能沿江而下，一日千里。
小时候，读曾巩的《墨池记》，总觉得有点夸张，但听师长说，身边就有一个真正的墨池。我们中学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的鹤山书院，著名学者魏了翁曾在此讲学，书院建在白鹤飞舞的山巅，了翁先生在书房后的池塘里洗墨，把一池清水变作了墨池。八百年前的传说，仿佛发生在昨天。墨池的故事，是老师给刚入中学的我们讲的第一堂课。这堂课，留给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只要专一地对待生活，奇迹会在山重水复之际豁然涌现。
专一到了一定的境界，便成了“痴”。蒲松龄说过：“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多是有些“痴”性的，爱石的石清虚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谁会把石头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呢？这类人不屑于世俗的价值观念，而将兴趣爱好升华为某种超越性的关怀。这种专一，将单调的人世点缀得丰富多采，将无情的人世浇灌得繁花似锦。这种专一，彻底过滤了人天生的卑微、鄙俗的一面，拓展了人类广阔的精神空间。专一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更是爱情魔力的所在。我读东汉乐府诗时，常被那首《上邪曲》感动得回首垂泪。那位深情的女子这样吟唱道：“我欲与君相思，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她的爱情与天地共生共存，除非整个世界覆亡，她的爱将永无休止。我想，在这惊心动魄的诗句背后，是一颗被幸福溢满的心。不管她所思念的那个人是否以同样的态度思念她，她的专一和坚贞已然令她在爱情的向往中得到完全。能够专一地对待一个人，生命就不是虚度。我又想起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女子：绿珠、红线、杜丽娘、李香君……她们有着相同的专一、相同的痛苦和相同的幸福。即使那是一场绝望的爱，那种专一所导致的凄楚的心情，也是一种享受。爱情的目标也许并不在于某个人，而在于专一的爱情本身。沉缅于爱情的人，往往是爱上了爱情的本身，以及因为专一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温柔感受。
《上邪曲》中的感受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现代人的感受里，这种感受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更能审时度势，更能察颜观色。在最适当的时候抽身而出，避免受到伤害，避免浪费精力。昨天坚持的东西，今天可以轻易地放弃，昨天放弃的东西，今天可能面不改色的捡回来。聪明的人们把生活当作利弊得失的计算。于是，生命的核心便消亡了，只剩下一张空壳。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专一，能不能把专一当作新的价值观得以建立的基石。我自己，正在作这样的尝试。
第一辑·口吃的人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在八十年代，如果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讨论，许多文化人也许不以为然。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坛只有崔健一个人孤军奋战，尽管崔健在一九八六年唱红《一无所有》，唱出那个伤痕累累、困惑而多梦的时代的精神状貌，但持精英立场的作家学者们宁可视而不见。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没有人能继续无视摇滚音乐的存在。在文学日渐失去影响力的今天，流行歌曲尤其是摇滚乐却如日中天。不管知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明摆着：一个电影明星、一个音乐台的主持人、一个摇滚歌手拥有的感召力、渗透力与影响力，完全能够超过数十个著名作家和学者。因此，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剖析他们，在沟通与交流中激活民间的文化资源，共同塑造新世纪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化人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之一。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孤独的歌手——张楚。张楚是一个永远的流浪汉。从十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流浪。从陕西机械学院退学后，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瘦小的身影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游荡，偌大的城市在他的眼里宛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北京是一个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城市，怎么拴得住流浪汉的心呢？于是，张楚又开始流浪，命运的反复无常正如幸福之可望不可及，新疆、内蒙、西藏，越是文明稀薄的地方对他越有吸引力。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风吹来
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在西出阳关》中，张楚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恰如宋人陈与义诗云“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相同的是对时空的超越性体验，而张楚却少了一分古人的疏旷，多了一分现代人的苍茫。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中，张楚唱出了《姐姐》这首成名作。记得那时我正作为一名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军营里接受军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个性倔强的我不得不成为队伍中循规蹈矩的一员。星期天在水房里用毛刷心烦意乱地刷洗厚厚的绿军装，水哗哗地流着，窗外是风吹白桦树的沙沙声。忽然，旁边的一个同学几乎是喊着唱出一句歌词：“姐姐，我要回家！姐姐，我要回家！”我猛地一愣，他却自个儿反反复复唱着这一句，不知是记不得别的歌词，还是对这句情有独钟。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泪水一滴滴地掉到脸盆里。虽然我并没有姐姐，但在听到这句歌词的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了“弟弟”的身份，获得了被关切、被疼爱的权利。从此，我不仅不敢唱这支歌，而且也害怕听这支歌。著名歌手Lou Reed说过：“摇滚需要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存在，它应该有一颗可以打动你、感动你的心。它应该具有持久的魅力，就像你愿意一直去回味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故事。”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张楚唱出的正是我们的心声。
“回家”是张楚歌曲中不断强化的主题。无论是《走吧》，还是《北方过客》，他强调的总是“一个人走”的感觉。他具有行吟诗人的冷静和深刻，用稚真的嗓音唱出穿透心灵的悲凉的余响。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认为，诗学是人类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张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九十年代初，张楚面临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人、人性、人道、主体性、人的解放等宏大理想都被对秩序的认同所取代。无可奈何花落去，新的东西降临后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可爱，经受了深刻的挫折感的人们很需要回家的温馨。所以，“回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回归。张楚的歌声中包含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一是承认个体的软弱和无能，个人不愿再承受风吹雨打，宁愿跑到“家”的屋檐下去寻找庇护，即使这个“家”是自己曾经背叛过的“家”，高老太爷当家的“家”。另一种因素则是对当下境况的拒斥，我注意到几首歌曲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动词“走”、“过”、“出”、“望”……这些动词中显然蕴含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又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过客的形象：“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方向，不仅没有导致张楚作品的自我消解，反倒使之具备了巨大的张力，从而成为九十年代人们精神废墟上几朵萧索而动人的野花。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加剧，张楚更敏锐地捕捉人们复杂的心态，用最准确的语言和旋律把握思想上的每一波动。《光明大道》已明显不同于早期的作品：
没有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
他们老了
你想表现自己吧
太阳照到你的肩上
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这里面既有愤怒也有梦想，既有失望也有无奈，张楚在认同社会进程的同时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还新鲜
他们熟了
你担心你的童贞吧
青春含在你的嘴里
幸福写在我的背上
尽管不能心花怒放
别沮丧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尽管这一代人比上几代人都要幸运，但张楚还是在这些表象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时代，一个吞噬了同情和想像力的本质、只给人们留下一堆物的空壳的时代。物质的丰裕加剧了灵魂的痛苦，青春与童贞已成为明日黄花，衰老过早地来临了。这是一种嵇康、阮籍式的透骨的悲凉。张楚大胆地用了“送葬”这一意味深长的词语。为谁送葬？为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为我们面对的无物之阵？还是为我们自己？
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
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善良愤怒地生长
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
或者紧紧鞋带听远处歌唱。
在《冷暖自知》中，张楚还是回归到自我，系紧的只有自己的鞋带。我想起了本雅明写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指出，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而对的是“一群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九十年代中期的张楚，面对的则是一群不了解自己的歌迷。
张楚的歌声逐渐向“众生平等”的主题集中。他以“雷鬼乐”的外在形式，表达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真诚的，在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真诚比金子还要可贵。音乐评论家张培仁这样写道：“这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他依稀想起生命里许多画面；一点简单的浪漫，也许粗布衣裳，人们的笑容那时还没有什么目的，却有许多天真。他静静地笑，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细微最柔软的一部分，张楚像老牛一样咀嚼着这些流动的情感，反刍出“众生平等”的思想。他正式拒绝早期引以为自豪的孤独，因为孤独代表的是精英的立场。他更愿意在深深的小巷中呼吸生长。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在《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中，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苍天在上》仍然坚信有一双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眼睛注视着世人，善善恶恶，泾渭分明，这是原始图腾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凭什么人在下而苍天在上呢？张楚对上苍却并无尊崇之意，上苍的职责被他限定在“保佑吃完饭的人民”这一空洞的要求之上，其他的事呢，人民自己会干。这句调侃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出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如果说上苍代表着国家，那么张楚悄悄完成的，是一种权力的转移，权力从上苍那儿转移到看不见的“公众社会”之中。
九十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